宏观经济政策将继续保持“一稳一积极”的总基调，建议把“破障碍、扩消费、促升级”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着力点

　　2011年至2012年连续两年宏观经济运行态势表明，我国经济因最终需求不足，而进入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个调整型增长期。展望2013年，不少人认为，经济已经“见底”，不久将会进入新的上升通道。我们不同意这样的判断，所谓的回升不过是2012年5月份开始实施的稳增长刺激政策的人为“上拉效应”，缺乏中长期回升的基础，因为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仍然不足，同时，深刻的结构调整过程才刚刚开始。预计2013年GDP增长7.5%左右，物价增幅继续放慢，但结构调整过程将有所加快，即呈现“增长放慢、结构调整加快”的新型发展特征。宏观经济政策将继续保持“一稳一积极”的总基调，建议把“破障碍、扩消费、促升级”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着力点。

　　2013年宏观经济增长趋势预测

　　GDP增长将继续有所放慢，估计全年增长7.5%左右

　　与前两年经济增长不同，2013年经济增长主要受投资增长高低的影响。我们估计，“三大需求”中“两个”走平，“一个”下调，因此，GDP增长将继续有所回落。第一，消费走平。尽管消费需求将继续不足，而且短期存在继续下调的压力，但也受到政策的有力支持。消费下调的压力主要来自高房价的“挤出效应”以及工业部门就业不足。在服务业就业增长难以在短期内明显加快的情况下，2013年的就业问题将比较突出，大学生和农民工就业都会面临较大困难，从而抑制消费增长。但宏观经济政策重点由投资转向消费与就业，特别是随着促进服务业和支持中小企业的金融税收政策以及直接促进消费增长的相关政策的出台和实施，为消费增长提供了新的激励。两者相抵，我们估计2013年消费增长与前两年持平。第二，出口走平。在新的一年内，国际经济环境将难以明显改善，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增长都将继续低迷和紊乱(时好时坏)。因此，2013年出口增长将继续低迷，甚至比2012年还有所降低。第三，投资增长将有所放慢。一是市场型投资增长将放慢，消费与出口的持续不足，以及物价增长低迷，将抑制民营企业特别是出口导向企业的投资需求。二是房地产投资将继续面临下行压力。三是公共投资增长走平。政府公共投资估计仍能持续近两年的力度不变，但不少地方政府也受到企业税收增长放慢和土地财政收入减少的影响。我们估计201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5%～18%，比2012年下调3～5个百分点。这会导致GDP回落0.3～0.5个百分点。从季度看GDP走势会是前高后低。

　　物价总水平增长将继续走低，PPI环节反弹难以持续

　　在当前国内消费不足及出口需求不足的背景下，增加货币必然导致相关资产价格上涨，并不会带来实体经济的真正回升和CPI的回升。因此，未来的物价走势仍然要看两大因素：食品价格周期波动特点和实际趋势、最终需求增长趋势。货币供应量的短期变化仅产生一定的干扰而已，因此成为判断当前物价走势的辅助因素。

　　按这个分析框架，我们判断，2013年物价增幅将继续回落。一是尽管粮食价格最近有小幅回升的态势，但食品价格调整周期仍未结局;二是最终需求不足决定非食品价格仍将处于较长时间的调整之中。同时，由于缺乏最终需求的支撑，2013年PPI增长在继续一段时间的反弹后仍将继续调整。

　　楼市将会再次调整，房地产泡沫将逐步终结

　　楼市繁荣的主要支撑力量是流动性过剩和房价大涨的刺激。流动性过剩既与货币政策过于宽松有关，也与经济繁荣产生大量的新增储蓄有关。在房地产政策不当(金融过度刺激，鼓励财产性增值投资而导致住房的消费功能严重弱化，投资功能过于强化)和房地产业存在体制性缺陷(没有“税收”调节机制)的情况下，长期过多的流动性必然刺激房价大涨，而房价大涨又会为更多的投资投机提供动力，即产生巨大的“赚钱效应”。未来这两方面都成问题：一方面，未来流动性过剩将会明显减少。首先，导致流动性过剩的原因由两个减为一个，即仅可能出现货币政策宽松(包括美元供给过多的传导影响)，但实体经济处于调整期会使内生性流动性减少，主要反映为银行可贷资金增长放慢或不足。其次，未来货币政策应坚持“稳健”取向，不大可能再现2009年的宽松货币政策。2012年下半年的货币政策放松从最近几个月的金融数据和流入房地产的资金来看，已有些“过头”，应该加以纠正。另一方面，楼市繁荣的“价格因素”激励将会消失，并使之逐步终结。我们估计，未来房价大涨将是小概率事件，因为新政府的房地产调控目标是对房价大幅上涨“低容忍”或“零容忍”，如房价大涨将坚决调控。我们预计，2013年下半年房价将重归调整，进而推动宏观经济再度下行。

　　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将加快

　　我们认为，未来几年经济均处于调整期，增长放慢但结构调整过程会加快，这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特征。首先，需求结构将会不断优化。新政府的政策着力点如像我们预期的一样，从投资和房地产转向扩大消费和加快结构调整，那么将会支撑消费平稳增长，并逐步将潜在的消费能力释放，消费有望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刺激后进入较快增长期，这将使消费与投资的比例关系逐步趋于合理，从而既减轻产能过剩压力，又有利于消费主导型经济结构的形成。其次，产业结构将逐步优化。今后几年我国经济增长估计在6%～8%运行，CPI和PPI的增长也会较慢，这将使许多产业和企业效益继续恶化，同时，也意味着结构调整的动力增强。由此我们预计，2013～2015年是企业兼并重组的大好时机，是企业和产业加快结构调整的黄金时期。许多落后的产能将被淘汰，效益差的企业将会破产或被兼并，这很类似于1998年至2001年的情况。

　　未来两三年宏观经济政策建议

　　“十八大”后中国经济要想在国际国内均面临严重挑战的情况下实现持续健康发展、最终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必须破“调结构”这一难题不可。不破，中国经济将没有后劲，经济发展方式或发展模式转变也会成空话，最坏的结果将是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宏观经济政策应主要围绕着调结构、转方式、保民生而展开。调结构的主要思路应是“三管齐下”，即破障碍、扩消费、促升级。

　　去高增长思维，去房地产泡沫化，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创造有利的环境

　　调结构面临两大前提障碍：一是认识障碍;二是路径依赖。就认识障碍而言，许多人认为调结构仍然要以高增长为前提，或者两者并行不悖，既可以高增长又可以调结构。这就是我们讲的认识障碍，“保增长”“稳增长”的观念成为调结构的最大障碍。高增长与调结构是根本矛盾的。调结构必须先调增长，这是调结构的前提，高增长下人们没有调结构的动力，人们在困难中才会求突破。因此，我们反对通过过度的稳增长、保增长政策使经济增长维持在难以持续的高水平上。“路径依赖”指经济增长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且难以摆脱，使调结构迈不开步。高房价和房地产利益集团已成为中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关键性障碍，主要表现在：一是抑制城市化，二是抑制产业升级和薄弱部门的加强，三是抑制消费增长，四是扩大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使收入差距过大，社会分配不公平，并进而抑制消费。必须下决心破除以上两大障碍，调结构才会走向正轨，即去高增长思维，去房地产泡沫化，这是调结构的两大前提，否则，只能是调而不动，结构问题只会越积越重。

　　全力做好扩大消费这篇大文章，建立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增加有效需求

　　我国的内需潜力巨大，主要是中低收入者比重过高，特别是农民市民化进程受阻，严重阻碍了内需扩大和需求结构的优化。“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关键是解决四个重大的结构问题，即需求结构问题、产业结构问题、区域结构问题和城乡结构问题。就当前我国经济来讲，最关键的是两大结构问题，即需求结构问题和城乡结构问题。因为我国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特别是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最大约束是最终需求不足，而不是投资和供给不足，扩大最终需求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扩大消费，二是扩大出口。从发展阶段和国际经济形势看，扩大出口很难，中短期中内不可能再现出口高增长的形势，因此，唯一的出路在扩消费上。要做足扩大消费这篇大文章，而不是再拾扩投资和扩出口的老路。扩消费是一条新路，是一条前景更加广阔的长路，是可持续发展的大路。扩消费必须做许多铺垫，做许多慢活，不是一日之功，像搞四万亿投资计划那样强拉是不行的。要改善消费环境，提高消费预期，要增加就业和收入，要加快人口城市化进程，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未来加快城镇化发展不能理解为城镇面积的扩大和大搞投资。新型城镇化解决的是消费问题，是人的问题(农民工市民化)，而不是投资问题。必须走一条以资源节约、效率优先，“见房见人”，加快人口城镇化，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进程，大幅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形成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新竞争优势

　　仅从以上两方面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是不够的，还需要直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来加快经济结构调整。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实现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但无法实现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变，要实现全面小康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创造新的产业优势，使产业结构达到先进国家水平。具体来讲，就是要在一些战略性产业上形成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形成一批跨国公司。为此，要对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做重大调整。过去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增长主要是鼓励增长，鼓励投资，而不是重在鼓励创新、鼓励升级、鼓励长期发展能力的提高。过度地做土地增值文章和“拿来主义”成为我们的发展特征，各地政府热衷于招商引资、鼓励房地产发展是其具体表现。产业发展不是鼓励本地本国的企业，而是采取优惠政策鼓励外国外地的企业，这样的产业发展思路必然会导致国家或地区的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后劲不足。促升级有三个重点：一是选择若干战略性产业，改革和完善企业制度，产学研结合，鼓励自主创新。二是发挥资本市场的战略作用。采取积极的资本市场战略，鼓励社会资金向股市、债市等资本市场流动。三是打破行政垄断，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加快国有资本从竞争性行业(包括战略性竞争行业)退出，鼓励民营资本加大对战略性竞争性行业投资，使民营资本做大做强，成为创造产业新优势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