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范围的“货币战争”，并非是空洞的伪命题，一直在或隐或现地存在。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元全球货币绝对霸主的地位，已悄然演变为发达经济体的货币盟主，尽管仅是从霸主到盟主的些许差别，但这却是在持续贸易逆差以及巨额债务之下的美元，试图维持其既得利益必然的次优选择。

　　而与此相对应，我国作为全球第一大新兴经济体、经济总量第二经济体，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尤其是外贸出口)之下，早已感受到货币势能不对称所带来的苦楚，而这种苦楚在美联储持续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之下(其他发达经济体货币亦是如此)，正日益激发起人民币奋起应对的力量，并且或被动或主动地向新兴经济体货币准盟主的位置靠拢。

　　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分野日益明显的货币结盟格局已经形成，以美元为盟主的发达经济体货币，以及以人民币为准盟主的新兴经济体货币，更已有冲突进一步加剧的迹象——3月5日，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布雷纳德表示，“G20国家必须履行汇率承诺，中国必须使人民币汇率市场化。”

　　尽管，美副财长敦促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理由看似充足，“有管理的汇率制度会造成贸易保护主义压力，中国需调整贸易政策以使其符合国际规范。”但是，只要略晓国际货币史者，就知此言要么无视现实，要么暗藏玄机——这是因为，其一，自2005年汇率改革以来，我国已连续三次扩大人民币汇率区间(分别为0.3%、0.5%、1%)，汇率区间扩大速度不可谓不快，人民币升值幅度亦不可谓不大，迄今升值幅度已达24%;其二，美副财长所指人民币为“有管理的汇率制度”，焉不知全球货币(除美元外)哪个汇率制度没有管理?美元实行汇率完全自由浮动，是因为美元作为全球最重要储备货币，其汇率浮动风险实际已由全球承担，而其他国家货币依照“三元悖论原则”(货币政策独立、汇率稳定、资本流动，三者最多只能选二)，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面对彻底无锚(此前为金汇兑本位)的美元，均只能无奈选择放弃“汇率稳定”，当下即使如欧元、英镑、日元等全球其他储备货币，其所实行的亦是“有管理的汇率制度”(汇率区间为3%)，而不是所谓的完全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

　　难道美副财长对全球货币的汇率特征不甚明了?还是对人民币近年来的汇率区间扩大熟视无睹?都不是!如果说，美国此前多次指责人民币为“有管理的汇率制度”，是为了逼迫人民币加大升值幅度，那么，在人民币8年升值24%，且人民币兑美元间隙性贬值已经频现的情况下，应该说，此番美副财长对人民币汇率管理制度的指责，其核心诉求可能已不是逼迫人民币升值，而是另有玄机。

　　这种玄机的触发背景是，在整体经济实力大增之后，我国政经界人士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呼声日益兴起，试图通过人民币国际化赢得与经济实力相对等的货币地位，反击美元的货币霸权，从而在美元、欧元、日元相对弱化之下，加速拓展人民币的全球影响力——而“加大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和“保持人民币稳步升值态势”，恰恰是国内相当一部分人民币国际化论者所认为的前提条件，亦即是说，他们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欲想取得成功，必须加大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以及确保人民币稳步升值态势。

　　这种思维貌似有理，因为汇率市场化是货币国际化的前提条件，而人民币升值效应则可强化海外市场对持有人民币的欲望，故而美副财长对我国汇率政策的指责，可谓是洞察这一玄机后，对我国相当部分人民币国际化论者的间接呼应。而我们如果对此过于轻信，则极可能使《华盛顿共识》对拉美等国的伤害再次重现。

　　汇率市场化当然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条件之一，但问题是，汇率市场化并非一定是“完全的”，亦可以是“有管理的”，这在上文中已有详细阐述，当下全球主要货币(除美元外)实际推行的，亦皆是有管理的汇率市场化。而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自2005年起已三次放大汇率区间，当下人民币1%的汇率区间，尽管与欧元、英镑、日元3%的汇率区间相比，还明显存在差距，但事实已经超前于人民币走出去的深度——虽然，近年来人民币(以及相关金融机构)走出去的广度，是有目共睹的，从区域来看，当下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业务，已遍及东盟、日韩、金砖国家、拉美、非洲和欧美等全球绝大多数国家，从范围来看，当下人民币走出去已涵盖结算、互换、债券以及储备等多数功能，但是，人民币走出去的广度，并不代表人民币走出去的深度，事实上，我国当下的外贸结算，其高达90%依然是以美元、欧元、日元等发达经济体货币结算，而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当下亦仅有菲律宾、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等极少数国家(且与美元、欧元等相比，人民币在上述国家的储备份额中占比甚小)。除此之外，我国大型金融机构虽然绝大多数已在海外设立分行，但是经营范围依然过窄(以结算为主)，海外市场贡献率亦过低。以我国国际化特征最为显著的中国银行为例，其海外资产占比至今不足1/4，利率贡献率仅有1/4左右，至于国内其他金融机构的国际化，则更是不足道。

　　币值的相对稳定亦当然是货币国际化的前提条件之一，但是，“相对稳定”决不等于“单向升值”。固然，处于持续升值阶段的货币，会强化国际投资者的持有欲望，可这种持有，往往是国际资本“走进来”，而与该国货币走出去无涉，国际资本通过投资境内资产或证券，享受货币升值收益。而与此相对，如果货币升值效应不明显或形势陡转，那么先前蜂拥而来的国际资本，亦会瞬间即逝，从而给一国造成巨大的金融动荡，上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本世纪初的拉美金融危机，即是上述错误逻辑的牺牲品。事实上，即使一国货币持续升值且不发生大的金融危机，也不代表会给该国货币国际化提供正能量，以日元为例，其过去20年整体维持着大幅升值走势，但日元国际化不仅没有加速，反而呈现相对倒退之势，日元在全球货币中的结算地位和储备地位，与20年前相比，均已出现不同程度的弱化。而即使以“自由浮动汇率制度”而自居的美元，实际上，亦通过持续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对美元汇率进行间接影响(或操控)。

　　在人民币正试图通过国际化取得与自身经济地位相对等的货币势能，并且已被动或主动推向新兴经济体货币准盟主地位之当下，人民币国际化更应谨慎推进，而不能让主观豪迈情绪导致行动的盲目，更不能受“汇率市场化”、“货币升值”等货币国际化理论的牵制和影响，从而主动或被动地陷入到“被国际化”的歧路。

　　人民币切莫走上“被国际化”的歧路，而应审时度势、渐进推进，走好与自身经济发展水平，以及金融体制现状紧密联系的实践之路。实际上，之于当下而言，在人民币国际化方向已明、路线图已经初定之下，汇率市场化的区间波动幅度，以及人民币升值的方式和时机选择，均仅是人民币国际化必要的技术环节，而不构成人民币国际化能否成功的充分条件。而与技术环节的考量因素相比，中国经济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中国金融体制的深化改革，才是推动未来人民币国际化更为主导性的因素——缺乏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人民币国际化只会取得适得其反的恶果，系统性的经济危机更可能因此而来;而缺乏金融体制的深化改革，则我国金融机构的海外市场拓展，将难有真正的深度介入，更难以取得真正的市场效率，人民币国际化将因此缺少可以依凭的市场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