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铁矿石价格出现了大幅波动，给我国钢铁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成本压力。2012年，我国钢铁行业出现全行业亏损的现象，部分钢铁企业产能严重过剩。如何使钢铁行业产业升级，成为我国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目前，我国是全球铁矿石最大的需求国和消费国，2011年进口量占世界铁矿石进口总量的61.7%，对外依存度高达56.4%，在国际铁矿石现货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适时推出铁矿石期货，将会助推我国钢铁产业转型升级。

　　铁矿石期货护航钢铁产业升级

　　从1978年到2012年，我国经济规模的复合增长率近10%，同期城镇化率由17.9%升至52.57%。与此同时，居民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推动了汽车、家电等行业的迅速发展，共同推动国内对钢材等基础原材料的需求量大幅度增加。国内对钢材需求猛增又推动了钢材价格快速上涨，国内钢铁企业受利益驱动，盲目增加钢铁产能，导致国内钢铁行业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非常严重。我国2012年的粗钢产量达到了7.17亿吨，表观需求量高达6.88亿吨。但是作为原料的铁矿石价格却由于种种原因一路飙升。近20年来，铁矿石国内供给始终处于供不应求状态。铁矿石自给不足使得我国需要从国外大量进口铁矿石来弥补国内的供需缺口，造成我国铁矿石资源对外依存度一直居高不下，始终保持在50%左右。2003年，我国铁矿石进口总量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和消费国。我国铁矿石进口一直受制于人，其价格上涨幅度又比较快，因此使得钢铁行业上游成本压力加大。2012年，在市场不振、铁矿石等原料价格上涨的情况下，我国80家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累计实现销售收入35441亿元，同比下降4.3%，实现利润15.8亿元，同比下降98.2%，销售利润率仅0.04%。

　　除了钢铁行业面临的产能过剩、下游需求疲软、原料价格居高不下等多方压力，环保问题也成为制约我国钢铁工业发展的又一重要因素。钢铁业是一个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却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经济不断发展，人类生存对环境的要求日趋严格，国家将采取各种措施限制污染物的排放，尤其是对于工业污染物排放会更加严格。我国钢铁业要在现有规模上发展扩大，将会受到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等方面的限制。国内钢材企业生存压力日益增加，钢铁行业必须向着“压产能、上层次”的方向发展才能摆脱目前困境，而这些不应该只是纸上谈兵，落到实处才能真正帮助钢铁业摆脱困境。

　　近几年，受国内外宏观政策和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作为钢铁行业原料的铁矿石价格波动风险增大，而现存的协议定价、指数定价存在颇多争议，亟需建立公平、公正、合理、透明的铁矿石价格形成机制，有效降低市场风险。推出铁矿石期货，通过期货市场标准化合约，不仅可以为我国钢铁企业提供规避国际铁矿石价格波动风险的有效工具，更可以通过铁矿石期货价格发现机制，为我国钢铁产业调整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提供指导和帮助。

　　铁矿石市场化定价趋势日益明显

　　一般来讲，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机制主要有两种：一是以全球几大期货交易所(如有色金属定价中心LME，农产品定价中心CBOT)的标准合约期货价格为基准，再加上升贴水形成最终交易价格的定价机制;二是买卖双方定期或不定期通过谈判的方式达成协议价格，即协议定价。当前，随着期货市场的发展和完善，多数国际大宗商品已经进入了期货定价时代，而铁矿石的国际贸易也是为数不多且具有很强代表性的仍在沿用协议定价模式的国际大宗商品。

　　铁矿石的定价机制在历史上经历了几次变革。1950年以前，由于全球铁矿石资源被大量开发，铁矿石供应充足，国际贸易中多以现货交易为主。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开始起飞，钢铁工业发展迅猛，铁矿石需求随之大增，逐渐成为澳大利亚铁矿石的主要买方。在这种情况下，双方为了加强合作关系，开始签订短期合同，并在60年代后期逐步发展为长期合同，铁矿石的数量和价格都锁定长达10―20年。然而，20世纪70年代，欧美国家借鉴日本的经验大量利用进口铁矿石，并与国际铁矿石大型供应商签订长期合约。欧美国家的入场导致国际市场上铁矿石供需日趋紧张，铁矿石出口国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在1975年成立了铁矿石输出国组织，以此增强铁矿石供应商的谈判能力，并将铁矿石贸易的长期合同改为短期合同。直到1980年，铁矿石贸易的谈判机制逐步稳定下来，定价方式再次回到长期协议定价，并一直延续至2007年。通过签订长期协议确定铁矿石价格的模式之所以持续存在了将近40年，主要原因在于这种定价模式能满足特定阶段下供给方和需求方的不同利益诉求。对于供给方来说，长协价可以保证自身销量和利润，避免采掘好铁矿石而找不到销路的尴尬局面，同时，长协矿对于铁矿石供应商无异于签订了一份看跌期权。而从需求方的角度来考虑长协矿的意义，则主要体现为通过签订长期协议，铁矿石需求方可以锁定自身经营成本，避免原材料价格的频繁剧烈波动，有助于实现稳健经营。

　　随着近十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化进程逐步加快，全球铁矿石在“中国因素”的带动下需求量大增，长期协议定价模式的贸易环境基础开始动摇。国际三大矿商(力拓、必和必拓、淡水河谷)不再满足于长协价带来的稳定状态，转而想进一步利用自身的垄断地位改变定价机制，从而获得更高的利润。2010年4月15日，全球三大铁矿石供应商就铁矿石定价模式由长期协议改为短期合约达成一致，长协矿正式被短协矿取代。传统的长期协议定价模式被打破后，国际铁矿石价格波动变得越来越频繁，短期协议时限一度从季度缩短为月度，直到近年来铁矿石开始出现指数化定价的趋势。铁矿石指数定价模式的出现标志着在此之前国际铁矿石单一的谈判定价机制开始走向更加市场化的定价机制。虽然指数定价成为一种更加市场化的定价机制，但由于我国在国际铁矿石市场上缺少相应定价权，我国企业只能被动接受国际铁矿石价格，并承受巨大的国际铁矿石价格波动风险。此时推出铁矿石期货，不仅能够帮助国内企业规避国际铁矿石价格风险，更能顺应铁矿石定价模式的演变趋势，通过市场化程度更高的期货定价方式，形成反映真实供求的国际铁矿石价格，帮助我国在国际铁矿石市场上取得与贸易地位相匹配的话语权和定价力。

　　近年来，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出现了金融化交易的趋势，铁矿石市场也不例外。铁矿石指数化交易、掉期交易以及互换交易充分印证了这一点。其实，自必和必拓推出指数定价体系开始，铁矿石交易模式将很快完成“长协――季度――现货――期货”的演变，国内越来越多的企业和机构开始研究和参与指数定价、掉期交易等铁矿石金融产品，就像石油等众多大宗商品一样，铁矿石金融化之路这一趋势不可避免。

　　推出铁矿石期货的“天时地利人和”

　　我国当前推出铁矿石期货已经具备“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条件。

　　第一，随着铁矿石贸易格局发生变化，现有定价机制逐渐被打破，铁矿石期货推出恰逢其时。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国际铁矿石市场经历了买方市场到卖方市场的转变。当铁矿石处于买方市场时，长协价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当前我国已经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城镇化开始替代工业化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虽然城镇化进程仍然需要大量钢铁产品，从而保持较高水平的铁矿石需求，但我国对于铁矿石需求在未来会趋于平稳状态，持续增长的势头将会趋缓。国内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增加了我国在国际铁矿石市场中的谈判筹码，垄断供给格局下的卖方市场对价格的操纵能力也会被削弱，此时推出铁矿石期货可谓恰逢其时。

　　第二，我国巨大的铁矿石贸易份额是推出铁矿石期货的现货基础和市场需求，也是铁矿石期货推出的必要条件。目前，我国是国际铁矿石市场中最大的需求方，在全球铁矿石市场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整个国际市场具有很大的影响力。2011年1月，印度推出了全球首个铁矿石期货，同年新加坡也推出了铁矿石期货。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和新加坡的铁矿石期货合约分别以青岛和天津两港口的铁矿石到岸价作为合约标的价格，而并非巴西或澳大利亚的离岸价格，足见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重要影响力。同时，我国螺纹钢期货的成功也为铁矿石期货的推出提供了经验借鉴。作为铁矿石的下游产品，螺纹钢期货于2009年3月27日在上海期货交易上市，并连续四年在美国期货业协会(FIA)全球金属类衍生品排名中处于领先地位。2012年10月15日，CME推出首个中国螺纹钢掉期合约，并以我国“我的钢铁网”发布的“上海螺纹钢价格指数”当月平均价为每个当月合约的最终结算价。近几年国际铁矿石和黑色金属衍生品市场上大打“中国牌”，我们自身岂能袖手旁观。目前，我国已经具备推出铁矿石期货的现货基础与市场条件，铁矿石期货拥有主场优势，能够使得我国在国际黑色金属期货交易中抢占制高点。

　　第三，各相关部门已经达成共识，铁矿石期货推出势在必行。国际衍生品市场推出的铁矿石掉期交易成为铁矿石金融化之路的有利推手。2012年1月16日，北京国际矿业权交易所、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和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共同发起设立中国铁矿石现货交易平台，该平台的启动，更加印证我国在探索更加公正、透明的铁矿石定价机制方面取得突破。事实上，自2009年有关部门便开始着手铁矿石期货的开发调研，做了大量工作，认真研究印度和新加坡等交易所的铁矿石合约，密切关注国外铁矿石期货的发展动态，对其市场进行跟踪研究，为我国顺利推出铁矿石期货做好充分的准备。继上海期货交易所的螺纹钢期货顺利问世后，大连商品交易所于2011年推出焦炭期货、2013年3月推出焦煤期货，获得了市场广泛认可，为铁矿石期货的推出扫清了技术上的障碍，培育了广大的产业投资者。中国钢铁业协会对于铁矿石期货的态度由起初的不支持转变为积极响应，为铁矿石的金融化道路做出有利贡献。2011年10月份中国证监会正式对铁矿石期货立项，将推出铁矿石期货提上日程。除此之外，最新修订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也为铁矿石、原油期货等国际大宗商品引入境外投资者扫除了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