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部位于上海的宝钢集团，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经过30多年发展，也成为中国钢铁业的一面旗帜。

1978年12月宝钢开建时，徐乐江还是江西冶金学院机械系的大一新生。1982年毕业后进入宝钢，从初轧厂机动科副科长起步，跟随宝钢一起成长，2007年担任董事长至今。

日前，在宝钢大厦26楼的小会议室，这名老钢铁人接受了《财经国家周刊》专访，话题从本刊当时的一篇封面文章“钢铁产能过剩真相”展开。

“我干了30多年钢铁，了解产能过剩真相，你们要问我这个老钢铁人。”徐乐江笑着说，化解过剩产能是大家没有经历过的，“十三五”之前编制钢铁规划都是“供不应求”，所以要做推演，坏账谁来背，员工谁安置？不是做规划就完事了，还要有实施细则。

至于“严冬”下的兼并重组，徐乐江说要赋予“有改革元素”的体制机制，宝钢的几次重组并未取得十分理想的效果，走了很多弯路，文化融合很难，现在仍在破这个题。

2014年中国粗钢产量为8.2亿吨。徐乐江说，“一带一路”战略会化解掉一部分，但绝对量减下来，要看中国城镇化和基础设施的建设程度，估计“十三五”期间减下来有困难。

国际化是中国钢铁业由大到强必须跨越的一道槛儿。他坦言，从宝钢的实践来看，交的学费要比收获大。可持续才能走得远，作为一个“古老”的行业，钢铁将退到幕后发挥支撑作用，支撑高铁、飞机等高端装备制造走出去。

谈到“互联网+”和“中国制造2025”这两个热门概念，徐乐江说这正契合了宝钢的“一体两翼”战略，即以钢铁为主体，在制造一翼，在现有精细制造优势的同时，布局智能化转型和智能工厂建设；在服务一翼，利用“欧冶云商”打造“共建、共享”的钢铁服务生态圈。

两翼齐飞，宝钢由制造向服务转型。

从“深秋”到“严冬”

《财经国家周刊》：用一句话总结中国钢铁的现状，你会如何表述？

徐乐江：两年多前，我曾用“深秋论”表述当时中国钢铁业的现状，现在仍要用一句话表述，那么“严冬论”可以替代“深秋论”了。毫无疑问，中国钢铁业已经进入到寒冷的冬季：需求随经济增长回落而持续委靡，粗钢产量继去年出现了负增长后今年一季度再度萎缩，全行业从成本经营期或微利经营期已进入到整体亏损期。

现在是这个行业“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关键时期，谁能熬过这个寒冬，谁就能涅槃重生。不可否认，这个过程必然会有部分企业被冻死，但也只有经历这个冬季，才能完成行业优胜劣汰的自然整合，生存下来的企业才能走上更加有序化的发展轨道。

《财经国家周刊》：化解过剩产能是大势所趋。工信部准备到2017年再削减8000万吨钢铁产能，你觉得能否顺利实现？或者说，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解决哪些问题？

徐乐江：不管最终的目标是多少，钢铁产能能否顺利实现进一步压缩，从宏观层面看，需要持续稳定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环境，避免因刺激性政策所导致的产能再度无序释放；从行业层面看，主要还是依赖于公平竞争环境的逐步完善，加快市场化的优胜劣汰。

在我看来，削减过程中有三个问题亟须解决。首先，法律法规、标准、规范执行过程中，对不同所有制、不同区域、不同规模钢铁企业的公平对待问题。比如目前不同省份之间，甚至同一省份不同县市之间，仍存在明显的环保执法力度差异。

其次，地方政府的不合理干预问题。总体上看，地方政府对于地方重点企业所强调的“所有、所在、控制”的态度正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但仍在其可控制的范围内对地方钢企给予不合理的补贴，这将进一步延缓低效产能的退出。

第三，退出产能所涉及分流人员的再就业及社会保障问题。人的问题可能是将来制约产能退出最头疼的问题，尽管目前国家和部分地方出台了相关政策，但存在很多细节性问题，落实难度较大，需要进一步总结和完善。

钢厂布局是“北重南轻”，铁矿石从南海拉到北方，再把钢材拉回南方消费，这种资源配置不合理。所以，要用好市场和政府两只手，防止“劣币驱逐良币”。

《财经国家周刊》：钢企转型势在必行。在你看来，如何解决转型中的难题？非钢产业该如何发展，占多大比例合适？

徐乐江：中国钢铁行业迅速步入微利经营时代，同时又面临产品结构、地区布局、行业集中度、产能过剩，环保压力增大等诸多问题。

转型是迫不得已。从宝钢的实践来看，我们正在进行的转型是：由单纯的钢铁业务向适度的多元业务转型，以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拓展钢铁制造的增值服务，由单纯的钢铁制造转向制造与服务并重；国际化是中国钢铁业实现由大到强必须跨越的一道槛儿，“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实施，为钢铁业走出去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人员包袱过重，历史欠账较多等，是钢铁企业在转型过程中面临的难题，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转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我想指出的是，这部分代价需要政府和企业共同来承担。至于非钢业务究竟该如何发展，占多大比例的问题，这取决于企业自身的经营能力以及企业员工的素质能力，很难给出一个确切的符合所有企业的答案。

重组未到最佳时点

《财经国家周刊》：除了自身转型，重组被视为钢铁行业提高竞争力、化解产能过剩的重要途径。钢铁行业重组需要具备哪几个必要条件？目前是否具备？

徐乐江：自2005年以来，鼓励企业重组一直是产业政策的重要内容，但重组效果不理想。从2012年开始，钢铁行业已经连续3年处于成本微利运营状态，今年一季度全行业亏损，行业兼并重组的时间窗口已经打开，但还没有到最佳时点。

从体制机制方面来看，重组所需要的外部条件还有待改善：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划分合理；解决国有资产管理的分层所有和市场化定价；成熟的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制度；规范的产能退出补偿处理机制，等等。当前鼓励重组的相关产业政策仍然是在《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国发[2010]27号文）的基本框架下的补充和完善。产业政策何时取得实质性突破，取决于财税、环保等各项政策的落地以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程度。

从钢铁行业自身来看，目前钢铁企业推进兼并重组的主动性不足，还没有到通过兼并重组来谋发展的阶段，当然也不排除先知先觉者（尤其是民营资本）开始寻求退出。制造环节依然是结构优化的重点，面对持续成本线经营，大部分企业继续挖掘制造环节的潜力或寻求政府支持，部分优秀企业会沿微笑曲线两端转移。

《财经国家周刊》：过去宝钢做了几次兼并重组，效果怎样？哪些经验值得分享？

徐乐江：宝钢在1998年重组并购了上钢系统，我们将原宝钢的一套管理模式从“强势”推到“强制”，结果“排异”反应很大，重组是成功的，但效果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

这次重组时间长、弯路也多，可以说是“满篇苦涩”，我们花了17年时间，才基本解决了上钢、梅钢十几万人的安置问题。人的问题解决了，文化融合也很难，目前还在破这个题。在对八一钢铁、韶钢的重组中同样存在这个问题，不同企业之间的企业文化以及由文化根植于员工内心的价值观差距太大了，要真正做到融合还须深入实践。

目前中国钢铁业的集中度比较低，2014年底前四大钢企占行业的产量比重为19.5%，通过提升行业集中度来提升行业竞争力无疑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但“严冬”下的兼并重组不能走老路，要赋予“有改革元素”的体制机制创新。

《财经国家周刊》：你提到部分优秀企业会沿“微笑曲线”两端转移。我们调研也发现，企业都想做附加值较高的产品，但往往重回到价格战的老路上。

徐乐江：钢铁产品的高端与低端其实是个相对的概念。在1990年代，冷轧产品基本全部高价进口，宝钢打破了进口垄断的局面，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在宝钢的“赚钱”效应带动下，中国钢铁企业一窝蜂新上冷轧产线，导致冷轧产能严重过剩。不仅是普通冷轧产品，其他被认为是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钢铁产品如电工钢、汽车板等现在都遭遇类似窘境——从产能不足到产能过剩的转换周期很短。

这是中国钢铁产业同质化竞争的必然结果。我感觉要破解这个怪圈，还是要打破市场封锁，让行业充分竞争。中国钢铁企业数量众多，但其实竞争并不充分，尤其是大量地方国有钢铁企业受到的地方保护助长了这种重复性建设。

于企业而言，要有源于技术创新的新产品开发能力。只有拥有了核心的新产品技术专利，才能形成个性化特色，拥有不可复制的竞争力。

重和轻深度融合

《财经国家周刊》：打开宝钢官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互联网+钢铁”，宝钢在年初拿出20亿元做欧冶云商，你怎么看这个“互联网+钢铁”？

徐乐江：早在去年下半年“互联网+”概念尚未提出时，我们就开始研究钢铁业如何借助互联网技术实现服务转型问题。今年全国两会时，总理提出“互联网+”，这给了我们更大的信心，欧冶云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我本人兼任这家公司的董事长，集团公司的总经理兼任这家新公司的总经理，可见宝钢对此的重视。

宝钢希望借助“互联网+钢铁”概念加快推进企业转型，实施“一体两翼”战略，具体希望达到以下目的：一是打造欧冶云商这个钢铁服务平台。钢铁从钢厂流水线上下来后仅是完成价值创造的第一步，接下来的增值服务空间无限广阔，欧冶云商就是要打造集电商、物流、数据、金融、技术等功能为一体的钢铁服务平台，引领钢铁流通新秩序。

二是由传统制造向智慧制造、智能制造转型，打造宝钢钢铁制造平台。在未来用户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下，以大批量定制化为特征的传统制造模式已无法适应时代要求，必须向智慧制造、智能制造转型。这一过程除了依托装备技术的创新外，离不开互联网技术的支撑。

《财经国家周刊》：像钢铁这样传统的重产业如何去与“互联网+”对接并合拍？它给钢铁行业带来的是破而后立还是顺势优化？

徐乐江：“触网”比较早的都是一些生活消费行业，对于像钢铁这样的基础性行业，由于与一般的普通消费者距离较远，如何实现与互联网结合确实有待实践创新。

我认为，钢铁行业天然具有与互联网结合的优势，尤其是在钢铁服务领域，钢铁的“重”与互联网的“轻”具有很大的互补性，更容易实现深度融合。

眼下最大障碍不是技术而是观念，对接的突破口还是在电商、物流、金融等领域。商业模式或被彻底改变，哪个企业跟不上这个趋势就会被无情淘汰，所以我们顺势而为，紧紧抓住这一趋势，在行业内领先一步先行先试。

《财经国家周刊》：“互联网+钢铁”路径的转变，能否改善行业困境？

徐乐江：对中国钢铁企业来说，目前处境的确非常艰难。产能严重过剩，整个行业微利甚至亏损，业内有种说法，卖钢材不如卖白菜。

在这样的背景下，“互联网+钢铁”为我们价值的挖掘提供了可能，为商业模式的创新提供了可能。比如，有助于帮助企业解决质量、成本、生产和运输效率等企业内部问题，同时也有助于通过定制化、柔性化生产，解决响应速度、个性化需求的问题。

对具体的企业而言，“互联网+”对企业转型的助推作用的影响和力度会有所不同。受制于产能过剩和下游需求放缓等因素，寄希望于“互联网+”对整个行业的困境有根本性的改善作用短期内是不现实的。

“工业3.0”还没完成

《财经国家周刊》：当前，“中国制造2025”备受关注，你怎么理解这一战略，钢铁企业如何应对？

徐乐江：中国制造2025战略将是中国版“工业4.0”战略的具体体现。“工业3.0”在标准化、自动化、大规模生产的基础上解决了质量、成本、生产和运输效率问题，中国制造2025则要在“工业3.0”的基础上通过定制化、柔性化生产，解决响应速度、个性化需求的问题，这是趋势，我们必须积极应对。

目前质量、成本、效率依然是钢铁行业发展、参与全球竞争的基础，资源环境压力是钢铁行业面临最大约束。从整个行业来看，工业3.0的任务并没有全面完成。因此，提升钢铁制造的基础能力，尤其是产品质量提升，节能环保的改善依然是行业当前阶段的主要任务。

《财经国家周刊》：钢铁企业仍要将着力点放在提升基础制造能力上？

徐乐江：可以这样理解。新世纪以来，大量新装备的投产使得中国钢铁工艺装备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但很多先进技术工艺装备的掌握还处在爬坡期。按照学习曲线，很多装备还处在产量效益阶段，还没有或正在进入质量效益阶段，提升产品质量，尤其是质量的稳定性还大有空间。同时，不同企业之间的基础制造能力和研发水平相差很大，以宝钢为例，集团内部，宝钢股份与八一钢铁、韶钢、宝钢不锈、宝钢特钢之间，这种差异就很明显。

2014年我国进口钢材平均到岸价格1241美元/吨，出口钢材平均到岸价格755美元/吨，相差486美元/吨。这里有品种差异的原因，但质量差异无疑是很重要的。

钢铁是制造业升级的关键基础材料，制约着海洋工程与船舶、轨道交通、汽车、工程机械等下游行业的产业升级，质量为先，提升钢铁制造基础能力也是制造业整体升级的要求。

《财经国家周刊》：业内有一个说法，宝钢是中国钢铁业中最特别的企业。在你看来，宝钢最特别的地方有哪些？怎么保持竞争力？

徐乐江：“最特别”三个字包含的意思太丰富了，也可以解释成比较“另类”吧？“另类”的企业必定有创新的“潜质”，宝钢的优势就是“持续不断的创新”，在管理、技术和商业模式上持续不断的创新，这为宝钢赢得竞争先机。

不创新就保不住竞争优势，宝钢一直在适应环境变化而转型。在产品销售环节，欧冶云商为客户提供产品销售及相关的金融、物流和加工配送服务；在研发环节，通过与汽车、家电下游行业用户设立共同实验室，开始先期介入模式；在制造环节，已经建立了5级信息化管理系统；在加工服务体系上，在全国建设了50多家剪切配送中心；在智能物流上，为客户提供厂内配送服务。

当然，这些环节还是各自分散的，没有纳入一个统一的大平台。信息系统还没有覆盖到全集团范围，也没有与客户、供应商、服务提供商、协同制造商的系统有机连接。这都是智能制造要解决的问题，最终形成一个开放共生的生态系统。

《财经国家周刊》：我们注意到，德国“工业4.0”是由企业主导上升到国家战略，“中国制造2025”怎么发挥企业的作用？

徐乐江：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不只是德国，美国GE在波士顿成立的工业互联网联盟（IIC），也吸引了AT&T、思科、IBM、英特尔等公司参加。

在基础较好的行业企业，开展智能化制造应用示范。宝钢愿意与国内冶金装备制造、自动化控制、IT技术、传感设备等行业的优秀企业一起，建设钢铁行业的“数字化智慧制造示范工厂”。

要鼓励相关企业成立“中国智慧制造联盟”，讨论和逐步形成数据交换和设备接入标准体系。智能工厂是建立在普适计算和泛联结的基础上的，推进智能工厂建设，形成为社会普遍接受的数据交换和设备接入标准框架体系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