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末，中国经济整体(含金融机构)的债务总额为150.03万亿元，其占GDP的比重，从2008年的170%上升到235.7%，6年上升了65.7个百分点。如果剔除金融机构部门，中国实体部门的债务规模为138.33万亿元，其占GDP的比重，从2008年的157%上升到2014年的217.3%，6年上升了60.3个百分点。无论取何种口径，中国的杠杆率迅速上升都是确定无疑的事实。国际社会认为，2008年之后，全球杠杆率的上升主要归因于发展中国家。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可能成为下一场债务危机的主角。中国作为杠杆率不断提高的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于这一凶险的预言，不可不保持高度警惕。

　　■从债务率=债务/收入这个公式出发，去杠杆的方略可有“分子对策”和“分母对策”两类。分子对策即对分子(即债务)进行调整，手段包括：偿还债务、债务减计、政府或中央银行承接债务、降低利息支出等;分母对策即对分母进行调整，手段包括结构性改革、扩大真实GDP规模或通过通货膨胀扩大名义GDP规模等。分母对策不会像分子对策那样立刻见效，但却是治本之道。因此，改革，并以此保持一定水平的增长速度，依然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所在。

　　■当前中国资产负债表的结构风险，主要表现为期限错配、资本结构错配以及货币和资产错配。这些错配既与发展阶段相关，更与体制扭曲有关。因此，解决资产负债表风险，根本上还要依靠调整经济和金融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我们最新编制完成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涵盖国家、主权以及部门层面的资产负债表，在此基础上估算了全社会杠杆率，讨论了当前杠杆调整可能产生的问题，并就如何管理资产负债表的结构风险提供了政策建议。

　　几个主要发现

　　1、国家资产负债表

　　从总量上看，2007～2013年，国家总资产从284.7万亿元增加到691.3万亿元，增长406.6万亿元，年均增长67.8万亿元。2007～2013年，国家总负债从118.9万亿元增加到339.1万亿元，增长220.2万亿元，年均增长36.7万亿元。

　　进一步看，在非金融资产中，2007-2013年间增长比较明显的资产类别分别是企业固定资产，增长65.2万亿元，年均增长10.9万亿元;居民房地产，增长61.1万亿元，年均增长10.2万亿元;政府所拥有的资源性资产(土地)，增长30.7万亿元，年均增长5.1万亿元。企业固定资产、居民房地产、政府所拥有的资源性资产(土地)对非金融资产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36.6%，34.3%，17.3%，对总资产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16%、15%、7.6%。

　　从资产净值角度看，2007～2013年，中国的净资产从165.8万亿元增加到352.2万亿元，增长186.4万亿元，年均增长31.1万亿元;净金融资产从7.4万亿元提高到16万亿元，增长8.6万亿元，年均增长1.4万亿元，其中，2011～2013年保持稳定。

　　从结构上分析，以2013年为例，就总资产而言，居民部门占比为29.4%，非金融企业部门占比为30.3%，金融机构占比为27.4%，政府部门占比为12.9%;就非金融资产而言，居民部门占比为38.4%，非金融企业部门占比为40.8%，政府部门占比为20.8%;就金融资产而言，居民部门占比为20.7%，非金融企业部门占比为20.2%，金融机构占比为53.9%，政府部门占比为5.2%。

　　从国家层面的资产负债率的变化趋势看，2007～2013年呈明显的上升态势，从41.8%提高到49%，上升7.2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特别是2009年、2012年和2013年上升较为明显，分别上升2个、3.2个和1.5个百分点。

　　2、主权资产负债表：宽口径和窄口径

　　2000～2014年，中国主权资产从35.9万亿元增加到227.3万亿元，增长191.4万亿元，年均增长13.7万亿元。在此14年间，国有企业资产特别是非金融国有企业资产，以及国土资源性资产的增长最为迅速。其中，国有企业资产增长126.4万亿元，年均增长9万亿元(非金融国有企业资产增长100.2万亿元，年均增长7.2万亿元);国土资源性资产增长49.5万亿元，年均增长3.5万亿元。国有企业资产对主权资产增长的贡献率为66%(非金融国有企业资产对主权资产增长的贡献率为52.4%)，国土资源性资产对主权资产增长的贡献率为25.9%。

　　2000～2014年，中国的主权负债从21.4万亿元增加到124万亿元，增长102.6万亿元，年均增长7.3万亿元。在此14年间，国有企业债务，以及地方政府债务增长非常迅速。其中，国有企业债务增长55.2万亿元，年均增长3.9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增长26.4万亿元，年均增长1.9万亿元。国有企业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对主权负债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3.8%和25.7%。

　　2000～2014年，主权资产净值从16.5万亿元增加到103.3万亿元，增长86.8万亿元，年均增长6.2万亿元。

　　按宽口径匡算，2014年中国主权资产总计227.3万亿元，主权负债124.1万亿元，资产净值为103.2万亿元。

　　考虑到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变现能力有限以及国土资源性资产使用权无法全部转让的情况，以窄口径来统计，即扣除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13.4万亿元，并以2014年的土地出让金(4万亿元)替代当年的国土资源性资产(65.4万亿元)，中国的主权资产将由227.3万亿元减少到152.5万亿元。由此，窄口径的主权资产净值为28.4万亿元。

　　无论何种口径，中国的主权资产净额均为正值，表明中国政府拥有足够的主权资产来覆盖其主权负债。因此，在较长的时期内，中国发生主权债务危机应为小概率事件。

　　但是，包括养老金缺口以及银行显性和隐性不良资产在内的或有负债风险值得关注。一旦经济增长速度长期持续下滑并致使“或有”负债不断“实有”化，中国的主权净资产的增长动态有可能逆转，对此不可掉以轻心。

　　3、非金融企业：资产占比和杠杆率变化

　　新世纪以来，我国国有企业和工业企业在整个非金融企业的资产占比持续下降。国有企业总资产占非金融企业总资产的比例从2000年的43.8%下降到2014年的30.2%，工业企业总资产占非金融企业总资产的比例则从2000年的34.5%上升到2004年的38.5%，此后一路下降到2014年的27.4%。国有企业和工业企业资产份额的下降，反映出我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中的积极因素：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民营经济强势崛起，产业结构也不断优化升级。国有企业资产份额的下降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新世纪以来，国有企业的绝对数量显著下降(危机以后有所回升)。其次，即使在国有企业户数下降的年份，国有企业总资产也没有出现下降，因此，国有企业总资产份额下降的另一个原因是民营经济和非公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新世纪初快速增长的几年里，民营和非公经济部门资产总额要比国有经济增加得更快。

　　2008年之前，我国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一直稳定在100%以内，全球金融危机后，其加杠杆趋势非常明显。2008～2014年间，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反映债务占GDP的比重，与前面负债占GDP的比重略有不同)由98%提升到149.1%，猛增了51%以上。如果不考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杠杆率虽只提高到123.1%，但也上升了25个百分点以上。通过国际比较，我们发现，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水平在所比较的国家中是最高的，其隐含的风险值得关注。

　　4.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

　　考察期内，中国居民总资产与净资产(总资产减负债)规模扩张继续快于同期名义GDP。其主要原因在于居民收入持续增长、金融市场发展以及住房等资产价格快速上升等因素。

　　住房资产依然是居民最重要的资产项目，但相对规模有所下降。其在总资产中的占比由2011年的59%降至2014年的54%，在非金融资产中的占比由2011年的92%降至2014年的91%。这一趋势主要由于房屋单价上涨趋缓、城镇人口规模扩张减慢等因素所致。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近年来城镇居民住房价值总额攀升较快，但增幅同城镇居民收入大体持平。

　　近年来居民总资产负债率(负债/总资产)与金融资产负债率(负债/金融资产)有温和上升的趋势，但根据《中国金融稳定报告》，同期个人消费性与经营性贷款不良率均处于较低水平，且基本稳定。此外，从债务的期限结构看，近年来居民中长期贷款在负债中的比重有所下降，表明居民短期债务压力有所减弱。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延续中国居民部门债务清偿与流动性风险整体较低的判断。

　　全社会杠杆率迅速上升是确定无疑的事实

　　2008～2014年，居民部门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从18.2%提高到36%，上升了17.8个百分点;非金融企业部门从98%提高到123.1%，上升了25.1个百分点;金融部门从13.3%提高到18.4%，上升了5.1个百分点;政府部门从40.6%提高到58%，上升了17.4个百分点。

　　加总以上各部门，2014年末，中国经济整体(含金融机构)的债务总额为150.03万亿元，其占GDP的比重，从2008年的170%上升到235.7%，6年上升了65.7个百分点。如果剔除金融机构部门，中国实体部门的债务规模为138.33万亿元，其占GDP的比重，从2008年的157%上升到2014年的217.3%，6年上升了60.3个百分点。

　　我们的估算与一些国际机构(例如麦肯锡)的估算有所不同。主要差别在于对金融部门负债率的估算上。我们的方法仅计入了金融部门发行的债券余额，而麦肯锡方法则是加总了其他存款性公司资产负债表中的“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和“对其他金融机构债权”两项。我们以为，估算杠杆率的主要目的是评估风险，而金融部门债务中的通货和存款并不构成金融部门的主要风险或风险较小，可以不计。更何况，麦肯锡在进行国际比较时，使用的也是剔除金融部门之后的实体经济部门的杠杆率。所以，为了更清晰地认清中国的风险所在，同时，遵循国际惯例，以增强国际可比性，我们选择了目前的方法。

　　然而，无论取何种口径，中国的杠杆率迅速上升都是确定无疑的事实。国际社会认为，2008年之前，全球杠杆率的上升主要由发达国家导致，但自那之后，全球杠杆率的上升主要归因于发展中国家。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可能成为下一场债务危机的主角。中国作为杠杆率不断提高的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于这一凶险的预言，不可不保持高度警惕。

　　改革并以此保持一定增长速度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

　　杠杆率的攀升成为泡沫与资源扭曲配置的重要动因，也为未来的危机埋下了种子。这样，去杠杆自然成为经济调整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从加杠杆到去杠杆，杠杆率本身也在经历着其特有的循环周期，掌握这一循环周期的特点，特别是认识其“自我强化”特点，是应对杠杆率飙升的前提条件。

　　去杠杆是克服危机、调整经济结构、促使国民经济恢复健康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

　　从债务率=债务/收入这个公式出发，去杠杆的方略可有“分子对策”和“分母对策”两类。分子对策即对分子(即债务)进行调整，手段包括：偿还债务、债务减计、政府或中央银行承接债务、降低利息支出等;分母对策即对分母进行调整，手段包括结构性改革、扩大真实GDP规模或通过通货膨胀扩大名义GDP规模等。

　　在分子对策方面，偿还债务是去杠杆的基本途径，用出售资产的方式偿债，更是去杠杆的正途。但是，任何减债的方式都有紧缩作用，这是不可忽视的副作用。直接进行债务减计的可行性可以存疑，即便实践上可行，减计造成资产价值的直接损失及对其他市场的溢出作用，也会对经济运行产生负面影响，而且，信用违约可能打压市场参与者的信心，致使全社会信用萎缩。政府或央行[微博]承接债务，等价于债务减计。政府承担，意味着未来的税收负担将会加重;央行承接，需要考虑其中长期影响，因为央行在未来的某一时点上一定会收缩其资产负债表，那时便会有反面作用出现。至于减少利息支出，即便可行，其作用也甚微。

　　分母对策不会像分子对策那样立刻见效，但却是治本之道。因此，危机以来，多数接受了IMF[微博]等国际组织救援和指导的重债国，大多承诺推行结构性改革以实现中长期实际产出的增长。近期的希腊债务危机，在经历了大范围的迂回之后，不得不走回以改革换救助之路。这告诉我们，改革，并以此保持一定水平的增长速度，依然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所在。

　　解决杠杆率高悬问题，有一种“杠杆转移”说颇为流行，这指的是在一个主权主体内各组成部门之间进行债务转移，例如，由中央政府接手地方政府债务，或由国有金融机构承担地方政府债务等等。客观地说，目下，政策当局似乎也正沿着这条思路施为。鉴于在中国，各级政府以及国有金融机构事实上属于同一产权主体，我们并不反对这种转移。说到底，这种“杠杆转移”，也正是解决我国地方和企业杠杆率过高问题的现实途径。然而，我们不欣赏那种将企业部门的杠杆向居民部门转移的做法，更不赞同通过推动股价上升，同时借以增发股票或IPO，进一步增加权益，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战略”。2015年6～7月发生股市剧烈波动，可以说为此种思路给出了负面评价。

　　管理资产负债表的结构风险

　　当前中国资产负债表的结构风险，主要表现为期限错配、资本结构错配以及货币和资产错配。这些错配既与发展阶段相关，更与体制扭曲有关。因此，解决资产负债表风险，根本上还要依靠调整经济和金融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期限错配问题主要反映在地方资产负债表中。虽然我国地方政府总体上不存在清偿力问题，但是，由于严重存在期限错配，它们资产负债表的流动性风险是极大的。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期限错配，主要归因于地方政府的资产大多期限较长(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投资)，而在负债面，却又缺乏可持续的长期资本来源。解决这种期限错配问题，必须综合施策。其中，建立稳定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机制，大力发展长期信用金融机构和政策性金融机构，积极根据收入和支出责任匹配原则来调整中央与地方间财政关系等，均为题中应有之义。

　　资本结构错配问题主要反映在非金融企业资产负债表中，其基本表现就是负债率过高。这一状况，与中国的金融结构密切相关。银行间接融资为主，构成中国的金融体系的基本特色。由于银行信用只能以贷款方式提供，依赖银行体系为企业提供资金，自然产生提高企业负债率的结果。治本之道是认真落实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努力“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同时，我们也应当根据变化了的环境和条件，重新审视禁止商业银行从事投资活动的规定。

　　货币和资产错配问题主要体现在对外资产负债表中。其集中表现，就是我国对外资产和对外负债的投资收益差额(中国对外投资与外方在中国投资的收益轧差)长期为负。为扭转此类错配，我们在放松对资本和金融项目管制的过程中，应稳步从货币结构和资产结构两个层面推动我国资本和金融项目的结构调整。在负债方，通过人民币的国际化，通过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和自贸区建设，增加人民币在我国对外负债中的比重，逐步降低我国的对外负债成本。在资产方，应注重扩大内需，放缓外币定值资产(特别是债权类资产)的积累;在实施“藏汇于民”战略中，大力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特别是股权投资)，增加对投资对象国货币定值的权益类资产的持有，以分享其经济增长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