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5月18日美联储“意外透露”6月份可能加息后，美联储主席耶伦5月28日再度发声，调整了6月份可能加息的说法，称“未来数月加息可能是合适之举”，暗示7月份可能加息。与此同时，其他美联储官员则在不同场合轮番表示将在6月份加息。

　　早在去年夏天，美国就嚷嚷着加息，但直到今年1月份才加息。美联储把一个可以预期的结果摆弄得如云似雾，凭借“口舌动作”，对全球金融市场形成不小的扰动。这些运作的背后，其实是金融话语权的争夺。

　　笔者以为，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固然要考虑美元政策，但更应立足国内，并兼顾美国以外的其他经济体，而不能围绕着美元加息这个“指挥棒”起舞。一方面，我们应当给美国以必要的提醒，要求其承担大国责任，不能率性而为，玩弄“货币权术”;另一方面，我们在制定实施货币政策时，不仅要考虑自身经济发展需要，还要努力与其他经济体实现多赢。

　　我国目前出台的政策措施都是基于这样的考量制定的。

　　首先，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等相关部门手中有一篮子的政策工具，这些政策工具可以推进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也能应对美联储可能到来的加息。所以，市场完全不必担心。

　　5月27日，央行在谴责个别外媒报道的同时，强调将始终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都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这其实是给市场吃了一颗“定心丸”：对于其他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变化，央行不会坐视不理。

　　在应对美联储利率政策变动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回应得更直接。今年以来，国家外汇管理局和其他相关部门加强了对资本流出节奏的把控，成果是显著的。今年3月下旬，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部门负责人称，在美元加息过程中产生的资本外流，总体是在外汇管理和央行相关货币政策调控范围之内的，是能够承受的。现行的外汇管理工具箱里的政策工具是丰富的、足够的。

　　在近期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不断走低之时，国家发改委5月25日要求中国企业境外发债密切关注国际资本市场动态和我国国际收支状况、经济金融形势等，强化外债风险意识。这是政府部门在告诫中国企业，要为美联储加息做好准备。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应对其他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整这件事上，已经不是央行一个部门在行动，而是多个部门形成了联动机制。所有政策措施立足于国内经济金融安全，着眼解决实际问题，同时也最大限度地弱化了美联储利率变动对我国经济金融带来的负面影响。

　　其次，央行推出的人民币国际化的措施将继续发酵，有利于化解美联储可能加息带来的市场冲击。

　　去年12月11日，在美联储宣布加息前一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正式发布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这个指数参考CFETS货币篮子，具体包括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挂牌的各人民币对外汇交易币种，样本货币权重采用考虑转口贸易因素的贸易权重法计算而得。在推出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的同时，中国外汇交易中心还公布了另外两个人民币汇率指数;一个是参考BIS(国际清算银行)货币篮子计算的人民币汇率指数，另一个是参考SDR货币篮子计算的人民币汇率指数。

　　央行主导推出的这三个人民币汇率指数的时机是经过仔细权衡的，充分考虑了国内外市场的接受程度。在这三个人民币汇率指数中，美元权重相加为86.1%，欧元为77.5%，二者仅有8.6个百分点的差距。因此，市场确实有必要改变过去主要关注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的习惯，这种改变有利于市场的稳定。

　　这三个人民币汇率指数的推出，在带给中国更大操作空间的同时，也不再给个别国家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发难的机会。这其实就是笔者多次强调的，中国的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应该以我为主，可以兼顾其他经济体，但没必要看他国的脸色。

　　4月份，中国以美元计价的外储连续第二个月小幅回升，也是2014年6月份以来首次出现连续两个月环比上升。这表明，中国资本外流的局面正在改善。但业内专家认为，人民币仍然存在贬值基础，短期内央行可能继续采用“非对称贬值”的新模式：当美元指数走强时，人民币会选择盯住CFETS篮子，而让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贬值;当美元指数走弱时，人民币会选择基本盯住美元(或对美元微升)，而让人民币对CFETS篮子贬值。

　　对于货币政策的走向，央行行长周小川在2月底曾指出，“我觉得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更重要的还是考虑中国整个宏观经济的整体情况，不会是过度基于外部经济或者资本流动来制定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的货币政策调整不能也不会围绕着美元加息“指挥棒”起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