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已过去十年。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表示，自上一轮金融危机以来，国际上在金融治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同时要看到还有很多未尽事项。

　　6月14日，周小川在“2018陆家嘴论坛”上说，要抓住眼下全球经济复苏的有利时机对金融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以防范下一轮危机的诞生。

　　首先，负反馈机制引入得不够多。他指出，市场普遍认为造成2008-09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金融体系中存在过多的顺周期因素，或者说正反馈机制，这就容易使得金融体系大起大落。对于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引入负反馈机制来对冲作用。

　　“但我们的做法还不彻底，经济运行中正反馈特征还有很多，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周小川说，比如，评级机制有很明显的顺周期性，逆周期引入措施相对较少。

　　其次，大家都试图解决但没有解决的就是“大而不能倒”的问题。周小川表示，大的金融机构应该增加资本比例，如果一级资本不能解决问题，那就需要引入“自救债券”和“应急可转债”。

　　第三，要落实金融工具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理念，周小川认为，在这方面，中国是做得比较突出的。

　　“危机早期，大家认为很多衍生产品发展过度，比如CDO等，脱离市场，变成玩家炒作工具。这隐含的问题是金融工具要更多为实体经济服务，中国在此方面是比较突出的，但就全球来讲，这个方面走得还不够远、不够充分。比如最近又出现炒作的数字类加密产品，跟实体经济没什么关系，但还是能炒热。”他说。

　　第四，以美元为主要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弊端。周小川说，一旦主要经济体发生危机，这种国际货币体系会使得资本流动发生异常。“这个问题尽管大家很重视，思想观念都进行了更新，也组织了多轮讨论，但最近我们看到实际上问题还可能继续出现，阿根廷、土耳其甚至还可能有其他国家，在当前的形势下可能再次出现资本流动异常。”

　　第五，全球储蓄率不平衡的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周小川表示，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从一开始就和国民储蓄率密切联系。当年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认为，次贷危机的爆发是因为中国等亚洲国家有储蓄过剩，结果用到了美国，使得美国人过度消费，储蓄率降低，最后导致了这个问题。

　　“不管这个说法是不是有争议，但这个说法至少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那一轮亚洲金融风波以后，储蓄率的变化确实带来很多值得研究的题目。在最近一轮贸易战过程当中，美国的贸易赤字不光是贸易问题，不光是生产能力、生产布局问题，也涉及储蓄率问题。”周小川说。

　　第六，在低利率的纠正上“偏慢”、“偏晚”，对货币政策依赖过度的问题依然存在。

　　第七，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如何救助金融机构，周小川说，这个问题虽然有一定的共识，但是没有得到完全解决。

　　在他看来，金融危机后最头疼的是救助问题。美国出台了一些救助措施，争议很大。英国救助了苏格兰皇家银行和劳埃德银行，这些措施涉及到跨境问题。金融机构遇到的问题一些是危机造成的，也有一些是金融机构自身的原因造成的，怎么处置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