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网站5月9日刊登了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罗奇题为《全球供应链中断可能导致上世纪70年代滞涨重现》的文章。作者认为，后疫情时代，全球供应链中断可能将令世界面临通胀风险。文章摘编如下：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同事们分析了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也就是供给型通胀。之前全球经济增长引发大宗商品价格飙升，1973年阿以“赎罪日战争”后油价上涨3倍，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势头。在劳动力市场已然吃紧、生产率走弱、美国监管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很快就出现了工资-物价螺旋式上升。随之而来的是两位数通胀和缓慢经济增长现象同时存在的10年滞胀。金融市场表现糟糕透顶。

　　当然，这种情况永远不会再发生了，对吧?央行官员们坚称，通胀预期已得到控制。如今的情况跟上世纪70年代初的恐怖情形也是相反的。油价出现暴跌，其他大宗商品价格也暴跌，飙升的失业率扼杀了任何工资上涨的机会。与此同时，需求仍处于压力之下，因为保持社交距离的要求使得消费者无法外出购物、就餐、旅行或进行其他休闲活动。

　　但如今有一个难题。消费者缩减开支的现象将持续下去，直至新冠病毒疫苗问世。如果像科学家们认为的那样，疫苗问世还需要12个月到18个月的时间，那么被压抑的需求将累积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假如政府在此期间继续提供支持，让劳动者能够获得收入，那么这些被压抑需求的释放可能将引发一轮市场意料不到的通胀飙升。

　　全球供应链中断也为这一结果埋下了种子。上世纪70年代初，虽然有来自跨境交易的大宗商品的周期性压力，但通胀主要是地区性的，受国内劳动力市场、国家监管机制以及不太依赖跨境贸易的、相对封闭的经济体推动。全球供应链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

　　全球供应链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日本的准时化生产体系。由于运输成本大幅下降、新技术以及供应物流方面的突破，全球供应链得以飞速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1993年至2013年间贸易增长的近3/4得益于供应链的增长。贸易在这20年间增长了4倍，供应链帮助推动了全球经济扩张。

　　同样重要的是，全球供应链还是通胀减速的一个重要来源。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国际清算银行估计，如果不是供应链提高了全球生产效率，全球通胀率将高出约1个百分点。

　　这就是后疫情时代世界面临的通胀风险所在。作为总体上对全球化日益强烈的抵制的一部分，各国正威胁要让它们的海外企业回迁国内。

　　这种企业回流完全违背我们从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那里学到的有关比较优势的理论。企业回流可能大幅提高供应的安全性，但也意味着启用成本更高的国内生产商。

　　此外，将供应链作为反华武器，很可能让全球生产体系布满瓶颈。经济衰退加深之际，通胀不会回潮。但随着经济复苏稳固下来，一个碎片化、成本更高的供应链新世界可能带来一个不同的结果。

　　飙升的赤字和债务可能加剧这一问题。目前，没人担心它们，因为大家相信，利率将永远保持在零水平。但随着断裂的供应链推高通胀，这一假设将受到考验。

　　对于负债累累的美国经济而言，由通胀驱动的加息将减缓经济增长。到2025年，公共债务将上升至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20%左右，高于2019年的79%，也远高于二战后106%的纪录。

　　历史表明，通胀可能是唯一出路。二战后，美国利用通货再膨胀摆脱了公共债务。

　　在利率低得不能再低、无限量的量化宽松以及大量债务积压的情况下，通胀可能是美国及其他负债累累的西方经济体的唯一出路。即便如此，股票和债券市场很可能还是会以震荡来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