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欧债危机发生以来，量化宽松便成为欧洲央行以及欧盟机构决策者的关键经济调整工具。2015年初启动后，市场反应一度强烈，欧洲经济亦逐渐显现出强劲复苏的曙光。但随后受恐袭、英国脱欧等影响，欧洲央行不得不在泡沫经济和持续衰退之间作出艰难抉择，一再延后量宽退出期限。

    应该看到，仅靠宽松货币政策难以解决欧洲经济面临的所有问题。如果不能有效地推进欧元区内部经济的结构性改革，欧洲央行现行的货币政策不仅可能在欧元区内部引发新的经济结构失衡，还极有可能对新兴市场经济体带来消极的外溢效应。

    今年以来，包括欧元区在内的全球多个主要经济体逐渐呈现复苏态势，在欧洲央行超常规货币政策的叠加影响下，欧元区多年未见的通胀现象似有回归之势。但与此同时，或许是注意到欧洲经济复苏仍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欧洲央行在近期的议息会议期间强调货币政策步调稳健，基本阐明了年内延续极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大基调。看来，欧元区短期内尚不会轻易摆脱量化宽松“拐杖”。

    各种迹象显示，欧洲经济正步入复苏轨道当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预测数据显示，今年欧元区通胀率或将达到1.4%，同比显著回升。今年以来，德国、法国、意大利的ZEW（欧洲经济研究中心）经济景气指数连续4个月增长，其中法国和意大利创下了自1999年12月以来的新高。无独有偶，在近日欧盟委员会发布的2021年度春季经济展望报告中，欧盟及欧元区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也被调高，预计欧盟和欧元区经济有望在今年分别实现4.2%和4.3%的增长水平，明年均实现增长4.4%。

    此间有分析认为，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欧盟机构决策层已下定决心，冀望依靠超宽松货币政策走出经济衰退。此前，与欧盟机构合作紧密的比利时布鲁盖尔智库便多次撰文指出，欧盟需要借助一系列连贯、超常规、大规模的货币刺激措施走出危机。欧洲央行执委斯图纳拉斯更是直言“应考虑让量化宽松成为欧洲央行的永久工具”。

    面对通胀数据抬头趋势，有欧洲央行官员认为，至少在中期内，欧元区内部的金融风险可控：一方面，受去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欧元区的通胀对比基数极低，不具备普遍意义上的预警作用；另一方面，包括美国、英国、日本等在内的多个主要发达经济体自去年以来先后祭出了海量宽松政策，抬升了全球通胀预期，欧元区自然无法“独善其身”。

    自2009年欧债危机发生以来，量化宽松便成为欧洲央行以及欧盟机构决策者的关键经济调整工具。欧债危机后，深陷“弱复苏”泥潭的欧洲经济整体增长持续乏力，社会失业率高企。在出口低迷、国际原油价格持续走低的叠加影响下，欧元区当时已经在事实上步入了技术性的通货紧缩境地。为了扩大内需、增加出口收入、稳定市场信心，欧洲央行于2015年初宣布启动量化宽松政策，以此重振市场信心。“靴子”落地后，市场反应一度强烈，欧洲经济亦逐渐显现出强劲复苏的曙光。但随后接连在欧洲各地发生的恐袭事件，以及英国启动脱欧，导致欧元区量宽政策效用在相当程度上被削弱，以至于欧洲央行不得不在泡沫经济和持续衰退之间作出艰难抉择，一再延后量宽退出期限，间接拖累了欧元提升国际地位的“雄心壮志”。不过，在此期间，欧洲央行在时任行长德拉吉的带领下，秉持“鸽派”理念，倒也总体平稳地度过了欧盟内部危机集中爆发的高危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货币政策施政经验。

    正如布鲁盖尔智库负责人沃尔夫所指出的，相较于10年前的欧债危机，当前欧盟各国政府的债务问题相对舒缓，政府财政面临的债务成本压力相对较低，因此需充分依托当前欧洲稳定机制和复苏基金项目。面对可能随之而来的债务问题，沃尔夫主张“应由随后的经济复苏增长消化债务，当前并不是考虑退出量宽的时刻”。

    不过，仅靠宽松货币政策难以解决欧洲经济面临的所有问题。一方面，债务危机的阴影始终未曾完全从欧元区上空消散，欧洲经济潜在的通胀走势也已引发了周边一些国家的警惕。挪威作为欧洲经济区（EEA）成员国，与欧元区金融连通水平较高。此间有报道称，挪威央行正在考虑提前加息的具体时间点。另一方面，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欧元区内部国家的贫富分化态势，如果不能有效地推进欧元区内部经济的结构性改革，欧洲央行现行的货币政策不仅可能在欧元区内部引发新的经济结构失衡，还极有可能给新兴市场经济体带来消极的外溢效应。

    未雨绸缪，趋利避害。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胡琨认为，欧元区何时退出宽松货币政策，将取决于当地经济的实际复苏情况。随着欧洲疫苗接种逐步普及，欧洲经济复苏进程或进一步加快，对于一些仍深陷抗疫“泥潭”的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资金外流压力将对应上升，这些国家的实体经济复苏成本亦将随之高企。面对未来可能进一步吹大的全球资产泡沫，对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唯有加紧预判金融市场风险，才能在后疫情时代做好趋利避害的“选择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