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山西煤改又有了新的方案。为避免民间资本受损，兼并重组之后没有拿到补偿款的投资者，可以入股国有煤炭企业，但比例不得超过49%。

　　对于没有拿到补偿款的民间资本而言，这个政策多少能够让他们感到一丝欣慰。尽管他们其中的大多数更愿意直接拿到补偿款，不过高达250亿的资金缺口决定了这不太具有可操作性。与遥不可及的补偿款相比，股权投资好歹是能够解决问题的渠道之一。

　　只是以温州民间资本为主的投资者不免担心政策的延续性。虽然2008年山西煤改政策并未否定民间资本入股这种兼并重组形式，但在具体操作中，主流模式是国有煤矿以补偿方式兼并民间煤矿，只有极少数民间资本能够拥有入股资格。从山西煤改以来的实践观察，这一次由资金不足引起的政策调整的稳定性有待证明。

　　仔细分析这次政策调整的内容不难发现，国有资本资金不足引发的政策调整，并未使民间资本获得平等的市场地位。49%的最高股权限制牢牢制约了民间资本投资入股的热情。

　　不得超过49%，意味着民间资本必须依附于国有煤矿，在生产、销售、运输等各个环节都要受到国有资本的控制，国有资本能否公平对待处于弱势的民间资本，的确让煤老板们疑窦重生。因此煤老板们对新政策未必有太大的兴趣，或许在他们看来，这只是政府和国有企业在补偿款无法兑现情况下的权宜之计。

　　煤老板们的担忧无疑是其商业嗅觉的一种体现。在一个完善的市场环境下，拥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民营小股东或许不用担心受到国有大股东的歧视和限制。但在当下的山西煤改中，煤老板们有理由担心得不到真正的市场待遇。毕竟，最初的煤改就不能说是在完整的市场原则下进行的，而是行政强力推动的结果。

　　在投资者看来，无论是旧“非公36条”还是新“非公36条”，都认可了开放、平等、竞争的原则。新“非公36条”称“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规范设置投资准入门槛，创造公平竞争、平等准入的市场环境。市场准入标准和优惠扶持政策要公开透明，对各类投资主体同等对待，不得单对民间资本设置附加条件。”而民营资本“不得超过49%”，很难说是这些原则的体现。

　　“带血的GDP”是煤炭经济的道德硬伤，但它并不是资本所有制的产物，也不会随着国进民退而消失。国有控股并不一定能解决“带血的GDP”的问题，而且还会带来了对投资环境的担忧。这次政策微调，看起来更像是补偿资金不足情形下的不得已而为之，而这很难增强投资人投资信心。对投资者来说，稳定的制度软环境是最好的优惠政策。

　　一个好的市场是充满竞争的市场，不会排斥资本所有制和企业规模大小。在煤炭价格一蹶不振的年代，民间资本和小企业承担了市场风险，扛起了经济增长的重任。时过境迁，在煤炭变成“黑金”的年代，不合时宜的企业应当被淘汰，但这应该是市场竞争和安全、环境等监管要求提升的结果而不是政策变动的结果。所以，山西方面应该回答煤老板们的一个疑问———究竟什么时候才能摆脱政策变动的风险？真正落实新旧“非公36条”，又将拖到何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