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18日，中国共产党将召开十七届五中全会，届时将讨论政府在下一个五年期间遵循的总体原则和部分细节。未来几个月，国家发改委将咨询学术界、国际机构和智囊机构的专家意见，与其他部委协同起草详细的“十二五”规划草案，一并提交2011年3月的全国“两会”审议通过并付诸实施。

　　“十一五”运行状况

　　回顾“十一五”期间的国民经济运行，应该说成就大大超过不足，主要体现在：

　　一是“十一五”规划指标整体完成良好。

　　“十一五”规划中，含有14个预期性指标，8个约束性指标。从规划指标的完成情况来看，经济增长类、公共服务人民生活类指标实际情况大部分远远超过规划水平，而部分结构调整、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类指标完成进度明显滞后。例如，“十一五”期间，GDP增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指标远远超过规划要求。而与之相反，截止到目前，服务业就业比重、单位GDP能耗下降、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等指标实际完成情况不佳。

　　二是整体保持高增长低通胀态势。

　　“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5年时间里，中国经济总量连年攀升。由“十一五”初期位于美国、日本、英国、德国之后，排名世界第五，上升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增速保持高速增长，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中国率先走出阴霾，带领世界经济进入复苏。“十一五”期间，中国GDP增速平均达到11%，高于“九五”期间8.6%、“十五”期间9.8%的平均增长水平。伴随着国民经济较快增长，居民收入水平也有较大提高。城镇家庭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10.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8.3%，均高于“十五”的平均水平。另外，“十一五”期间，中国的物价水平一直没有太大的压力，这主要得益于决策层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提升。十几年来，物价水平整体来看较为稳定，这无疑为经济增长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当然，经济运行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是：

　　一是经济结构调整缓慢。

　　调整经济结构是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决定性意义。但“十一五”期间，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依旧缓慢，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国际收支方面，“双顺差”依然持续，经常项目占GDP比重一跃成为近几个“五年”中的最高水平，其中2007年的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例高达11%；

　　第二，高投资低消费。最终消费率整体呈下降趋势，“十一五”期间，消费率首次跌破50%，达到历史最低水平。而在基础建设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带动下，“十一五”的投资率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第三，工业占比提升，服务业发展缓慢。“十一五”期间，工业增加值占中国GDP比重平均约为41.6%，高于“十五”时期40%的比重，并且由于带动一些高耗能、高排放工业产业快速增长，一些淘汰的落后产能死灰复燃。而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偏低。预计达到43.3%的规划目标，任务仍十分艰巨。

　　二是一些行业存在“国进民退”现象。

　　“十一五”期间，为帮助中国经济早日摆脱金融危机的阴霾，带动基础设施建设，大量资金投入到地方融资平台和大型国有企业，导致一系列行业相继出现国有企业兼并收购私人企业的“国进民退”现象。

　　截至2009年，各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余额达到7.4 万亿元左右，占一般贷款余额的20%。而从2009年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主办评选的中国企业500强中可以看出，民营企业发展十分艰难，最好的排名仅为37位。500强中有154家企业实施了兼并收购行为，总共收购了909家企业。其中国企收购830家，占比高达91%以上。实施兼并收购最多的10家企业，全部是国有企业，包括3家央企和7家地方国企。

　　三是收入差距拉大已成为重大社会问题。

　　“十一五”期间，收入分配问题的矛盾更加突出，已经成为各方议论的焦点。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数据，目前，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维持在3.3倍左右，行业间差距最高达到15倍，10%的最高收入户与10%的最低收入户人均收入相差20多倍。收入分配不公平已经引起了极大关注，“十二五”期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十二五”规划重点——还富于民

　　笔者认为，“十二五”规划将充分体现由强调经济增长快速发展转向强调经济结构转型方面，以确保不同收入水平的人口和地区实现平衡的经济发展的长期目标。预计经济增长规划指标将会由原来的7.5%降到7%，同时将更加注重结构调整这个过去几年一直没有妥善解决的问题。另外，中央政府将改变“十一五”期间以GDP为目标的地方官员考核原则，而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

　　笔者认为“十二五”规划的重点可能集中在：扩大消费、培育新型产业、继续推进城镇化进程、促进西部发展、调节收入分配、发展新能源与低碳经济等方面。同时，政府职能将进一步从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向。

　　笔者认为，“十二五”期间应该优先考虑还富于民。

　　“十二五”规划重点可能与以往重点不同。过去的五年计划更注重增长，“十二五”规划的重点更多将注重收入分配问题。

　　一方面，笔者认为中国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将作为缩小收入差距的市场力量。另一方面，从政府的角度讲，通过适当减少个人所得税、提高国企分红、改变长期的负利率情况这三项措施，将极大提高未来个人收入水平。笔者估算，如果未来五年内，税收减少1000亿元，国企分红增加2万亿元，“负利率”损失减少2万亿元，那么“十二五”期间，4万多亿元的财富将为收入分配改革、为藏富于民提供充足的空间！

　　因此，从财政方面看，应减少居民税负。

　　“十一五”期间，中国财政收入增长较快，预计2010年全年财政收入或将突破8万亿元。而一旦实现了这个数字，中国将紧随美国之后成为全球第二大财政收入经济体。而目前，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和营业税是中国四大主要税种，四项收入占中国所有税收的六成以上。笔者认为，为了有利于经济增长，应该还富于民。中国应该考虑适当降低个人所得税，并同时进行税收结构调整。

　　笔者进行了一个简单的计算，“十一五”期间，中国个税的增速分别为17.2%、30.2%、16.6%、6.2%，22%（预计），平均增速为18.4%，高于“十一五”期间名义GDP的增速（16.2%）。“十二五”期间如能降低个税，则将为藏富于民提供不少资金。简单估算，如果在“十二五”期间，保持个税增速与GDP名义收入增速相一致，那么预计“十二五”期间，个税的减少将使居民增加可支配收入400亿~1000亿元。

　　同时，应提高国企分红，投入社保。

　　国有企业利润增长较快。据财政部数据，2010年1~8月国有企业 （包括中央管理企业和部门所属企业）累计实现利润12644.7亿元，同比增长46.7%。但一直以来国企红利却很少进入社保。2010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中，只有15亿元和社会保障类支出相关，数目少得可怜。

　　笔者认为，在“十二五”期间，如果国企分红能更多地进入社保体系，对改善中国收入分配问题将犹如雪中送炭。笔者进行了一个简单推算：“十一五”期间，国有企业实现利润分别为1.1万亿元、1.62万亿元、1.18万亿元、1.34万亿元、1.89万亿元（预计）。那么“十二五”期间，假设国企每年有2万亿元的收入，对其征收20%的红利，投入到社保，未来五年时间投入社保的基金就将达到2万亿元。

　　另外，银行也应将部分利润还给民众。

　　2009年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实现税后利润6684亿元。我们看到，一方面是国有银行资产大幅膨胀，利润年年攀升；而另一方面，自今年2月以来，中国CPI再次超过1年期存款利率，使中国进入了负利率时代。这是近十年来，中国第三次进入负利率时代。

　　面对较高的物价水平，负利率的出现，使得居民存款蒙受损失。“十一五”期间，中国经历了两次较长的负利率阶段——2006年底到2008年10月、2010年2月至今，笔者预计“十一五”期间，仅由于负利率一项，就造成居民利息收入损失近6223亿元。而如果负利率情况仍然持续，那么伴随着居民储蓄额的持续增长，将有更多的居民收入产生损失。笔者认为，最坏的情况将有可能达到2万亿元。因此，笔者认为，在“十二五”初期，应在适当的时机选择非对称加息，提高居民存款利率，并不低于当时的物价水平，就能够真正做到还富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