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参议院议员舒默（Charles Schumer）7月7日表示，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里德（Harry Reid）已经同意在2011年就一项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法律进行投票，理由是人民币汇率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美国与他国贸易的重要问题。

　　人民币币值是否被低估的问题在外汇界热议已久，也不是首次面临美国政治上的施压。而国内外投资者对人民币升值的期望，使得外汇储备日益增加。自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30%左右，中国外汇储备却也已经超过3万亿美元。

　　管理跨境资金流动和处理日益庞大的外汇储备成为中国外汇管理机构备感棘手的问题。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还是已经被政治压力所误导？这一问题在国际经济学会第16届全球大会上备受关注。更有学者提出，即使货币进行正常汇率波动，也仍然面临“中间陷阱”的问题。

　　“中间陷阱”

　　厦门大学学者陈华提出，现行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存在“中间陷阱”，为了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性，进一步扩大汇率波动区间，以成功跨越汇率波动区间的“中间陷阱”，是下一阶段中国汇率政策选择和汇率制度改革的方向。

　　“中间陷阱”是指当一国汇率波动区间逐步由小及大扩大时，将会进入某个不稳定的区域，在这个区域中，随着汇率波动区间的扩大，外汇市场的投机势力对汇率走势的作用将会提高，从而导致经济冲击发生时出现汇率失调和宏观经济失衡。

　　但是由于另一方面，汇率波动区间的扩大有助于降低经济冲击对经济体的“市场”效应影响程度，因此当进一步扩大的汇率波动区间超越某一临界值时，外汇市场的投机势力所导致的“市场”效应将会被经济体的“自我调节”效应抵消，由此跨越了这一“不稳定”的区域。

　　陈华提出，“中间陷阱”的宽度是“有限”的，不会出现“无限”的情形，这意味着 “中间陷阱”的存在并不能使得中间汇率制度完全消失。而虽然“中间陷阱”的宽度与外汇市场投机者的比例无关，但是“中间陷阱”的确切范围却与之有关，因此一国对汇率波动区间的安排不应是“一成不变”的，而应该根据外汇市场中的投机状况进行相应的调整。

　　他认为，汇率合意波动区间的评价标准主要有四个方面，即宏观经济稳定性、金融稳定性、货币政策独立性和居民福利。

　　长期以来，外汇界经常讨论的人民币升值是“一步到位”还是“小步快跑”的问题。

　　面对美国因贸易不平衡而对人民币升值施压的做法，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文一认为，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不可能通过调节汇率达到，只能透过金融借贷市场的发展和社会安全网与保险体系的建立才能最终解决。

　　如果强行拉高人民币兑换率，会产生很多负面作用。如人民币汇率被强行拉高之后，一旦资本和外汇管制放开，必然导致人民币汇率暴跌，引起金融震荡和经济危机。

　　不过，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星岳雄（Takeo Hoshi）认为，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过热，与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的经历相似。当时，日本也是储蓄率极高，“过剩储蓄”被输送至海外。而后，美日之间达成一致，使日本顺差稍有下降，日元升值。

　　但星岳雄认为，泡沫的催化剂并非日元升值，正相反，是日元币值长时间受到压制，极度偏离均衡价格后的反弹造成了泡沫急速膨胀。日本央行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压低日元，日元升值是对过去价格的纠正，“是无论如何很难阻挡得住的。”

　　实际上，1985年《广场协议》之下日元升值后，1987年多国还签订了《卢浮宫协议》，限制日元的升值幅度。两项协议之后，日本继续施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意图仍是控制日元升值的幅度。因此，对“《广场协议》迫使日元一次性升值到位”的说法，星岳雄并不赞同。

　　保值外汇资产

　　由于美元不断贬值且购买力下降，如何降低汇率风险、使中国庞大的外储保值也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也成为央行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余永定在大会的一场研讨会上称，由于美元主导的中国资产面临损失风险，所以人民币国际化必须更加关注中国外部资产和负债的币种结构调整。而目前人民币国际化的结果却“南辕北辙”，如中国政府本来的目的是想要减少外储，但是结果由于人民币结算进出口数额的失衡，其实结果是增加了外储。

　　余永定表示，应调整中国债务债权的次级结构。中国的债务是以美元计价的。而美元的购买力一直在下降。“美元资产不是一种安全的资产，我们不应维持大量的贸易和资本顺差”。

　　目前，美债已经面临必须提高上限的关口，否则将发生违约风险。中国依然是美债的第一大持有国，根据美国财政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截至4月底，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的数额达到9002亿美元，较3月底增持50亿美元。

　　对于人民币国际化可能带来的影响，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经济学教授、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University of Oklahoma）教授鞠建东则表示，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一个发展瓶颈，需要做基本的结构性调整。而中国金融行业的竞争力不够，一旦人民币国际化，真正放开竞争市场的金融业机构将面临很大风险。

　　他表示，中国金融制度有两方面问题，一方面要适应现在中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竞争不足。随着发展，要完善一系列的系统制度，比如小银行倒闭，相关应对措施、监管等，另一方面，要建立竞争制度和培养竞争意识，能够和国外银行、大公司竞争。

　　高丽大学经济学教授、亚洲发展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李钟和（Jong-Wha Lee）强调亚洲资本市场的地区性和全球整合，认为东亚适合在汇率和货币政策上深化合作，由于该地区存在大量的跨区域贸易。但目前和欧洲相比，东亚各国的商业周期的同步性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