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家积极鼓励企业“走出去”，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走出去”企业规模渐增。2011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32个国家和地区的339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实现直接投资600.7亿美元，同比增长1.8%。放眼全球，约有120万国人掘金海外，资产总量超过1.5万亿美元。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日前发布《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及经营状况调查报告》(下称调查)显示，进入2012年，中国海外投资势头不减，1-2月，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97个国家和地区的706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74.35亿美元，同比大增41.1%。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企业“走出去”目前仍以国企(央企)为主，约占六成。对比国企、民企的海外经营情况，二者遇到的发展难题、政策支持、经营优势、内部风控方面各有特点。调查显示，政治和市场风险是国企、民企海外经营的最大威胁；而在内部风控方面，民企整体上好于国企。

　　“走出去”提速

　　“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须走出去！”数位“走出去”企业负责人在与新金融记者交流时表示，“走出去”是一种必然选择。

　　自2000年，“走出去”被中央正式确立为新时期的一项开放战略以来，国内企业纷纷扬帆出海。这既有国家层面上的推动，更有企业遭受国内成本上涨、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而不得不作出的战略调整。数据显示，“走出去”的国有和民营企业对近三年的国内业务经营情况满意度不佳，其中对国内市场份额、销售利润率、销售利润增长率表示满意的国企不到六成，民企则不到五成。种种指标的不尽如人意成为企业“走出去”的催化剂，他们渴望扩大发展空间。

　　目前，三类企业在海外投资方面颇具潜力：一是国有能源、资源企业，这些企业海外投资的主要目标是稳定国内资源供应，通过掌握上游资源，从相关原料的价格上升中获益；二是高新技术企业，主要包括通讯和IT等行业的企业，这类企业“走出去”是为了参与全球竞争，获得技术资源；三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企业，主要包括纺织、成衣、家电等。这些企业“走出去”的目的均为寻求海外市场机会和获取海外资源。

　　事实上，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企业漂洋过海的背后暗含一定的现实紧迫性和逐利性。在国内外部环境因素对企业“走出去”决策影响的调查中，51.8%的国有企业认为，成本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与此同时，43.9%和42.9%的国有企业表示国内市场需求低迷和国内融资存在一定的困难也加速了企业海外布局的步伐。由于国有企业在国内市场上有一定程度上的垄断优势，并且在融资方面有较大优势，所以对“走出去”寻求市场和资金的需求并不高。在这一点上，国企比民企更具优势，融资难问题常令民企备受煎熬。

　　除了外部环境因素，企业自身因素也在影响着企业的决定。一半以上的国有企业表示，公司缺乏国际化经营人才并缺少国际化经验。基于这一点的考虑，国企管理层对海外投资持谨慎态度。民企与之大体相近，但更为现实的是，不少受访的中小民企对海外投资略显悲观，甚至“想都不敢想”。

　　中国企业联合会企业管理宣委会常务副秘书长祝慧烨认为，民企“走出去”比较难，首先是企业自身规模较小，经营实力还没到涉足海外的水平；其次是对国外法律法规的不熟悉，缺乏国际经验和国际化人才。

　　“拿不到”政策

　　企业“走出去”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扶持。调查样本中72.8%的企业认为，在“走出去”的进程中，国家的政策扶持对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超过60%的企业认为外汇政策、通关政策、安全保障、财税政策、保险政策、产业导向、金融政策、信息服务等政策对其“走出去”的帮助较大，其中境外投资信息发布(如政府发布国别投资指南)、外汇政策性支持(如简化境外投资外汇来源审查)、通关商检政策性支持(如简化项目审批及外派人员手续)、境外权宜保障政策(如境外劳务人员安全保障办法)获得超过三分之二的企业认可。

　　调查发现，“走出去”政策对国企的帮助作用大于民企。数据显示：83.1%的国有企业表示在“走出去”过程中得到了各级政府不同程度和不同层面的帮助，而这个比例对于民营企业来说是70.1%，比国有企业低13个百分点。

　　国有企业不仅获得政策性支持的比例较高，而且获得的政策性支持在内容上也比较实惠。在财税政策性支持、国别产业导向政策、保险政策支持等方面，国企获得的帮助多于民企。而民企获得较多的政策支持则集中在通关商检政策性支持和境外权益保障政策等方面。

　　现实中，民企“走出去”获得的政府资源较少。尤其是在融资服务上，国企和民企“走出去”差异明显。一位负责尼日利亚跨国业务的广东国企负责人在与新金融记者交流时坦言，“对于大的国企来说，融资不是问题，政府给了很多优惠政策。”

　　“这十年来，公司经营得非常辛苦！”在非洲投资办厂的哈杉集团董事长王建平则向新金融记者表示，长达十多年的海外经营中，自己带着团队四处闯荡，几乎不曾享受国家优惠政策。虽然国家制定了不少鼓励企业“走出去”的政策，但很多是民企拿不到的。

　　最大威胁

　　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陆续扬帆出海。近十年来，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从高速增长阶段逐步过渡到平稳增长阶段，开始从量的增长走向质的提升。但“走出去”无坦途，受访的国企、民企负责人表示，政治和市场风险是公司海外经营的最大威胁。

　　由于地缘、文化、经济状况类似等原因，亚洲成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最重要的目的地，其次是自然资源丰富的非洲。据调查，企业最新设立的海外分支机构中，48.7%在亚洲，17.1%在非洲，12.7%在北美洲。而且投资形式以新建项目为主，占比69.6%。虽然中国企业“走出去”规模不断扩大，但出海企业的海外经营情况并不乐观。以海外并购为例，企业海外并购的成功率依然较低。国际购并联盟在华成员公司英特华最新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目前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失败率高达70%，而西方国家发起的并购交易失败率仅为40%，

　　投资海外，东道国政策和投资环境的影响作用渐显。在东道国的经济、政治、法律、社会文化等环境因素中，排名靠前的影响因素是：东道国的市场潜力、法律和知识产权保护、自然资源、政治风险、劳动力素质和劳动力成本等。在一般投资环境下，大多数企业表示东道国投资环境良好。但不同的地理区域，企业所面临的问题不同，国企和民企处理起来也各不相同。

　　“这里天天有难题，没有难题反倒奇怪。”在国际市场上打拼多年，前述负责尼日利亚业务的国企负责人告诉新金融记者，在尼日利亚的经营和国内相比是完全不同的做事方式，当地遵循的并非书面上的游戏规则，更多的是潜规则。如果出了问题，真的按法规去维权就会遇到“无穷的麻烦”。而且，已经签署的协议出现违约的概率也很高，令人十分头疼。

　　该负责人称，政治的不稳定和包括违约在内的市场风险成为海外经营的最大威胁。受政府更迭影响，前任高层签署的项目也可能陷入停工状态。若海关方面处理不好同样将导致货物积压。对附加值不高的产品来说，货物积压超过两三个月，驻港费将超出货物本身价值。

　　对此，“走出去”的国企和民企处理方式有所差异。民企由于自己掌管财务大权，能够灵活调动资金化解风险，而国企资金使用需层层审批上报至国内公司总部，处理起来相对滞后。

　　海关是海外经营者口中的高频率词。当货物出现扣押时，民企显得势单力薄。一旦积压时间太长，驻港费超出货物价值时，很多人被迫放弃货物，任由海关三个月以后拍卖处置。此时国企也感到相当棘手，但略有优势。上述国企负责人透露，“国企的优势在于背靠政府资源，他们也有求中国办事的时候，作为国企可以做些协助。”当法律渠道不畅通时，这成为国企维权的特殊筹码。

　　民企风控强于国企

　　多重因素影响下，“走出去”的企业拼的既是实力，也是背后过硬的风险管理体系和应急机制。

　　在对风险的态度上，“走出去”国企通常比民企更加谨慎。调查发现，超过90%的国企会在做出重大海外投资决策前对公司内外各项因素加以周密分析、能够针对各种变化及时调整投资方案、能够对各种困难出现的结果进行全面考虑。在“采取跨越式国际化战略，海外投资步伐较大”一项上，国企占比67.2%，而民企高出11个百分点，为78.4%，实施上相对冒进。

　　数据表明，在对外投资风险控制机制建设上，民企整体上好于国企。例如，93%的民企表示重视海外一线人员的建议并及时调整海外经营策略，并有79.7%的民企表示会定期召集人员对国际化方案进行评估和改进，而国有企业中相应的比例分别为80.7%和71.9%，相应低了10个百分点左右。

　　受访人士表示，国企“走出去”也常遇尴尬，比如被外界质疑为包含国家战略意味，而非纯市场行为，影响海外投资步伐。中国企业联合会企业管理宣委会常务副秘书长祝慧烨认为，由于国有企业经营者存在一定任期问题，不少“走出去”战略缺乏协调性和持续性。这就需要国企在内部管理的体制机制上进行一定优化。

　　采访中，数位企业负责人认为，要把控海外经营风险，管理团队极为关键。天津聚龙集团是国内民营企业“走出去”的典型代表，其在印度尼西亚已建成中国企业在海外兴建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棕榈种植园，未来将扩展至20万公顷。该公司总裁办公室主任孙卫军接受新金融记者采访时称，搭建国际化的人才队伍是国际化进程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公司一开始是从集团内部选拔，并采取各种激励措施，鼓励优秀人才“走出去”。而且选拔出来的人既要有干活的能力，也要有找人的能力。聚龙集团的管理队伍也呈现出1:1:1的格局，即三分之一从国内选取，三分之一为当地人，还有三分之一的管理人员从东南亚选取，搭起一个国际化的管理团队。目前，集团约有6000多人，其中外籍人士有4500人。

　　长期奔走于欧美、非洲市场的温商王建平亦强调人才队伍的组建。由于风俗人情、文化价值观与国内情况不同，哈杉集团吸纳了不少当地人加盟，并选派到中国进行技能培训。公司人员架构中，华人和当地黑人的比例为3:97，本土化程度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企业用工成本。

　　“企业投资海外，要重新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从战略上做长远布局。”王建平说，当企业把海外业务理顺的时候，也要密切关注国内生产经营环境和物流、资金流的微妙变化，防止后院起火。

　　“风高浪大，水深有鱼”中国驻尼日利亚前大使王永秋曾如此说道。在非洲工作了5年的前述国企负责人认同这种看法，以尼日利亚为例，这里是一个卖方市场，价格普遍高企，比如一个产品制造成本为10元，在市场上能卖100元，利润诱人。但他同时提醒，要摸清货物出货之后，每个环节的成本在哪儿，做好应付随时可能出现风险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