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网站6月12日发表署名文章《中国如何应对欧元区危机?》，主要内容如下：

　　笔者上周从香港飞往北京，下午5点登机，却赶上北京上空航空管制，一直坐在飞机上等。机长每次通知说大概需要一个小时左右可以飞，可是一再拖延，等了6个多小时。开始还觉得不用等太久，可后来没有信心了，担心航班或许会取消的时候，飞机终于凌晨起飞。这一过程不禁使我想起希腊问题，几年来不断波折四起，每次眼看要退出欧元区但又有妥协，解决之路却又显得十分漫长，不断被拖延。

　　当前全球焦点又一次聚集在希腊6月17日大选。这个只占欧元区GDP、政收入均约为2%的国家，自2009年以来，便不断上演悬崖勒马的惊险剧，触动市场敏感的神经。例如去年10月份，欧盟峰会刚刚同意减记50%希腊债务、增加对希腊资金援助之后，希腊前总理帕潘德里欧便突然宣布举行全民公投及提前大选，引发德法的强烈谴责和金融市场的大幅波动。希腊公投闹剧最终以组建联合政府收场。

　　对于6月17日希腊选举，市场比较十分悲观，认为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可能性较来越大。我反而认为，6月17日希腊大选无论结果如何，都很难有最终结果。我想选举无非两种结果，一是支持紧缩的新民主党赢得选举，那其也会与德国就紧缩方案重新讨价还价。二是反对紧缩的极左派政党联盟赢得大选。但可以知道，竞选宣言未必是执政纲领，因为拒绝紧缩意味着希腊政府即使不还债还是入不敷出，将需要更大力度的紧缩。权衡利弊之下，相信其也会改变态度。

　　有意思的是，希腊的政治就颇具戏剧性。如今大家希望能胜利的新民主党，以前被认为是希腊陷入危机的祸首，去年还是反对党，曾公开反对欧盟一揽子救助方案，后被迫与泛希腊社会动党形成联合政府，接受紧缩条件。现在极左势力崛起时倒成为救星了。

　　希腊进入欧盟和欧元区受益匪浅是毋庸置疑的。在过去二十几年(金融危机以前)，希腊享受着较高增长，并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1991年希腊人均收入是德国三分之一，现在是二分之一了。特别是加入欧元区后，融资成本降低更为希腊的发展创造了较好条件。但希腊并没有借此机会进行结构性调整，财政及贸易逆差没有任何改善。出口以服务为主，制造业比重极低，对外依赖程度较强，缺乏实际的竞争力。可以预见，一旦希腊退出欧元区，将很难获得新的经济增长点。

　　而目前三驾马车显然并未对希腊退出做好充分准备，防火墙仍未建立。受希腊危机引发的恐慌情绪影响，西班牙国债收益率不断攀高，危机大有扩散趋势。值得肯定的是，近日西班牙银行业将获得千亿欧元的救援，显示欧元区国家开始联合救助金融体系，及金融一体化的开始。而西班牙也让步接受救助，显示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防止危机蔓延到西班牙是欧债危机的关键。

　　这样看来，短期内欧元区不会解体，也不会有决定性的结果，欧债问题是一个中期的危机。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哪种情况发生，欧元区经济衰退的格局几乎无法避免。5月欧元区PMI为46%，创下了三年以来的新低。同时，经济危机从边缘国家向核心国家蔓延。5月德国PMI为49.3，跌至34个月来最低点。而法国和西班牙的衰退幅度也进一步加大。另外4月欧元区失业率高达11%，同比增加1.1个百分点。我认为，随着德国、法国经济放缓压力加大，欧元区经济二季度陷入负增长概率较大。因此，对待欧债危机，短期内不用过度恐慌，而长期应对其经济衰退、资本回流国内、货币贬值做出积极应对。

　　外贸出口方面，中欧历来互为重要的经贸伙伴。2011年，中欧贸易额达5672.1亿美元，增长18.3%。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迫使欧元区国家经济疲软，必将大幅放缓中国对欧出口。目前中国对欧洲的出口已经从早前两位数的增速下降到个位数、甚至负增长，出口面临严峻挑战。

　　国内经济情况也不容乐观。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今年定调为“稳中求进”，而更早一些的央行货币政策报告中提出了为实现稳增长目标，将对货币政策进行预调微调。但从最新公布的5月经济数据来看，经济下滑已经超出预期，消费、投资双双下滑，显示稳健政策无法实现稳增长。况且往年GDP增速平均低于工业增速3个百分点，目前工业增速已经不到10%，预示GDP恐怕已经滑落至7%，甚至更低，保增长阶段或已到来。

　　投资方面，由于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发达国家鼓励产业回归，今年中国FDI也出现逐步下降趋势。今年1至4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78.81亿美元，同比下降2.38%。其中欧盟对华投资降幅较大，欧盟27国对华实际投资19亿美元，同比下降27.9%。

　　银行风险方面，在欧债危机的影响下，欧资银行从亚洲地区撤资明显。当然，发达国家的企业陷入困境、价值低估之时，也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中国的外汇储备中约有27%的欧元资产。欧元贬值，不利于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应对全球货币体系的困局，中国唯有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以应对。可以看到当前决策层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正在加快，包括扩大存款利率上限及贷款利率下限，扩大人民币浮动区间，推动离岸市场发展与国内金融改革等等，是在“十二五”末达到人民币实现基本可兑换的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