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同步发展，都处于周期下行的调整阶段。内外物价连续低迷正是企业投资意愿不足和市场消费动力缺乏的滞后反应，也是庞大的内外“救市”资金并没有进入实体经济的真实写照。欧美日经济大国和中国代表的迅速崛起的新兴市场国家的负面影响互相“叠加”，不断通过贸易和投资的萎缩、市场信心的波动方式影响着各国缺乏政策协调的救市政策的效果。所以，全球股市的表现依旧疲软，虽然对各国的经济数据和刺激政策的敏感度在不断加强，但随利好政策和消息的出现所带来的股价反弹现象也只是昙花一现。

　　第二，市场缺乏活力，依然过度地依赖政府的救市政策。无论是美联储的QE3还是欧洲央行对债券市场的注资行动，包括接下来中国政府是否调整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方向来进一步刺激疲软的经济都已经成为今天市场惟一的利好材料。尤其是利空的经济数据公布后市场对政策期待达到顶峰。一旦所期待的利好政策没有兑现，失望的情绪就会带来过度的反应，形成更为严重的价格破坏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各国货币政策都进入了“流动性陷阱”的时代，进一步刺激会带来未来流动性泛滥的巨大后遗症！

　　第三，因为各国缺乏政策的协调，导致发展阶段不同的国家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价格扭曲现象，而这种格局又会干扰世界经济共同走向繁荣的格局。比如，从中国情况来看，政府救市政策的降温，直接反应在对中西部和农村经济落后地区的影响要超过具有市场相对消费能力的城市，而缺乏整体消费能力的中国经济(下游产品价格的涨幅有限就是很好的说明)开始出现(上游)服务价格不断上升的局面，这也意味着我们某些方面的“结构调整”正在增加下游企业的经营负担。所以，成本的控制和现金流的储备就决定了大多数企业的生存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产业资本今天寻找快进快出的投资方式也是有它的合理性所以。为此，我们政府的任何政策都应该围绕降低成本、克服周期下行对企业和实体经济的影响这一目的来展开(欧美国家在给企业大幅度减税这方面的救市举措值得我们借鉴)，而不应该是在周期下行的时候急于去寻求产业升级所带来的利润回升的效果。

　　总而言之，未来中国货币政策的取向，要为实现企业经营成本下调的惟一目的来展开。如果降息和降准，最终导致土地价格攀升、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或消费品物价高涨(压制有效需求)等增加商业经营成本的结果，那么，今天转向宽松的货币环境是万万不可取的，哪怕流动性的释放带来了股市暂时的繁荣，但它也是昙花一现，并不会在企业利润下滑格局中，产生带动企业投资和大众消费上扬的结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税收政策和产业政策所发挥的作用要比货币政策更直接、更重要、更有效。相反，如果降息降准，能够遏制海外资金进场套利(利差缩小的影响)和由此引起的大宗商品或农产品暴涨的行为(央行对资金走向的监督效果明显)，能够让银行业在利率市场化的改革中充分发挥他们的专业化配置资源的能力，能够让优质企业(证监会退市机制产生效果)以最低的成本获取他们开展商业活动所需要的充足的流动性，那么，今天在价格低迷的环境中，调整我们货币政策的方向是值得的，尤其是存款准备金率的下调更为必要些，否则，将来一旦欧债危机平息，欧美日等发达国家过剩的流动性卷土重来，而我们的货币政策空间又没有得到充分有效的释放，导致未来需要介入的时候干预力度不够和市场手段的缺乏而引起输入性通胀问题再次加剧，这样很有可能把中国经济拖入最危险的“滞胀”格局，当然，这样的结果对世界经济的复苏都将产生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