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前提出的产业转移项目以及相关专家的讨论中，似乎有一种倾向，把这一战略看成是京津冀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机遇。若果真如此定位，那么再高的经济增长也未必是百姓之福。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重点应放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绿色转型。

　　诚然，经济增长是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战略中应有之意。发挥京津大都市对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更是这一战略的重要内容。然而，把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战略的目标定位于经济增长则是一种狭隘的认识，它影响发挥这一战略机遇的潜力，更难以实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为优化开发区域发展提供示范和样板”的目标。

　　根据习近平的讲话，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战略的方向应是优化开发区域发展、探索生态文明建设有效路径、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这一战略的关键在于能否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而成功转型标志是大幅提高资源生产率，特别是水资源和能源生产率，大幅降低经济活动的环境影响。

　　京津冀是我国经济发展中具有先进性和代表性的地区。改革开放以来，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迅速，短短几十年间，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区域城市化迅速推进，农业生产发生了深刻变化。1980年以来，全地区生产总值(GDP)增长近30倍，提前数十年实现小平同志关于中国现代化“三步走”的战略目标。虽然，这一地区仍有数以百万计的贫困人口，但总体而言，解决温饱和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不再是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难题。

　　新的难题是经济高速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近年来，严重的雾霾天气在全国各地迅速蔓延，对人民生活和身体健康带来极大危害。京津冀首当其冲，成为全国乃至全球雾霾重灾区。在全国空气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中，仅河北一省就占到7个。今年4月全国雾霾最严重的10个城市中京津冀更占9席。北京的大气污染已成为投资决策和人才市场中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

　　京津冀地区水资源短缺、水污染严重，对区域生产和人民生活构成紧约束。地区人均可利用水资源量不足200立方米，不到全国人均的一半，国际水紧缺指标的四分之一。大量生产和生活用水要靠跨流域调水以及抽取难以再生的深层地下水予以补充。南水北调东线、中线工程完成后，计划将有145亿立方米水供应这一地区，接近目前区域用水总量的五分之三。长期超采使这一地区的地下水资源遭到严重破坏，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地面下沉。河北省内“地下漏斗”面积不断扩大，严重地区地下水埋深超过百米。京津冀地区对外来水资源的依赖达到危险程度，严重危及区域经济和生态安全。目前，除跨流域调水之外，高耗能、高成本的海水淡化也不得不成为支撑区域经济和社会运行的必要选项。

　　京津冀地区的能源短缺十分突出。2012年区域能源消费总量4.56亿吨标准煤，超过德国全国能源消耗总量，更超过印度的一半。尤其是河北省，由于工业构成中大比例高耗能工业，能耗消耗竟是日本的一半，煤炭消耗相当于中东与非洲之总和。除了直接能源消费以外，来自其他区域生产材料和生活用品中的隐含能源消费量巨大。北京和天津市民生活消费隐含能源中的四分之三来自国内其他地区输入的产品。全地区三分之二的直接能源消费需要区外供给。巨大的化石能源消耗是导致京津冀地区严重环境污染的根本原因。

　　京津冀地区资源稀缺与资源生产率低下并存。尽管经济发达，但全地区万元GDP能耗仅略优于全国平均水平。河北省能源经济效率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五分之四，是美国的22%，德国、日本的13%。如此低下的能源效率与其经济产出水平和资源的稀缺状况极不相称。目前，区域三分之二的淡水资源用于经济产值低的农业灌溉。河北省农业用水超过四分之三。受高能耗影响，京津冀地区碳足迹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北京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为全国平均的1.5倍，天津为1.8倍，河北为2.5倍。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人均碳排放已与欧盟大体相当，在全球气候谈判中，“人均”优势不再。如此高碳排放、低下的碳生产率已成为国家气候谈判的拖累，使我们的气候谈判代表难以理直气壮地争取更多的排放空间。

　　大量资源消耗和严重的环境污染导致了两个极大的“不相称”：一是经济增长指标与人民生活质量不相称;二是经济发展水平与资源环境代价不相称。京津冀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的典型代表。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约束之间的矛盾已成为京津冀区域发展面临的最为尖锐的矛盾。区域一体化协同发展的战略目标就要破解这个矛盾。“探索生态文明建设有效路径、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势在必行。如果不考虑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简单地增加或转移产能就只会加剧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