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经济进入三季度后普遍出现回暖迹象，而中国经济率先走出低谷已成事实，这主要是归功于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既及时也足够。那么，这场全球金融危机到此已经结束，或者快要结束了吗？笔者认为，危机两年后恐再次来袭，为妥善应对，当前须尽快转入城市化调整轨道，开启中国内需。

　　从2007年7月到目前，这场危机已经持续了两年，我们可以看出这场危机与以往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由发达国家总需求波动所导致的商业周期性危机，而是一场偿付能力危机，是由于美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把本不具有偿付能力的居民作为贷款对象而投放巨量贷款，并通过这些贷款的证券化、国际化和衍生产品化向世界传播，最终由于这些证券和衍生金融产品不能到期归付本息，引起了发达国际金融体系的紊乱与危机。

　　在年初就有各方面的消息和报道说，美国政府已经决定把大量衍生金融合约的兑现期统统推迟到2011年，最近也间或可以看到一些美国学者对推迟衍生金融合约兑现期的批评。如果是如此，美国的做法就是把有毒金融资产这个“癌”暂时冷冻起来，并且希望通过金融市场的再度繁荣，特别是希望通过推动“低碳经济衍生金融化”来创造出一个新的超级金融泡沫，由此形成美国金融机构的新利润增长点，再以今明两年的盈利来对冲已经发生的亏损。但是最终还是逃不开如何处理有毒组资产的难题，而到2011年问题可能会变得更大更糟。根据相关数据分析，到2011年美国必须再次面临有毒资产问题时，金融体系所面临的问题只会比2007年7月时更大，由此也会引起新一轮的全球金融海啸，这就是笔者说“危机两年后恐再来袭”的道理。

　　由偿付危机所引发的金融与经济危机，在本次危机前我们只看到了日本一个案例。日本在1990年爆发危机后，在政府的救助下到1993年也曾出现过2.5％的正增长率，其后才陷入了长期萧条。所以从日本的经验看，美国经济也可能是在今、明两年出现反弹后又跌入一个长期低谷，是一个“V＋L”形。在全球范围内，美国是全局，美国的“V＋L”曲线对中国经济复苏的轨迹也会产生巨大影响，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准备在一个世界经济长期萧条的背景下，考虑出一套长期的振兴内需的措施，由此，以贷款和投资来创造需求的短期应对措施就必须改变。

　　还必须看到，如果两年后当世界经济再次进入萧条时，正是本轮投资所形成的一个新的产能释放期，例如下一轮汽车工业的产能释放高峰就是在2011年，届时大量到期项目也必须归还本轮投放的巨大贷款，如果到时国内需求仍没有打开，生产过剩的现象比现在还严重，中国银行体系的健康程度就远非现在可比，想要继续依靠投放巨额贷款来拉动中国经济，政府就没有目前这样游刃有余了。

　　退一步说，即便两年后不会爆发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美国经济从目前开始就已经转入了持续复苏轨道，世界经济就会回到两年以前的繁荣增长吗？目前有一观点笔者很不赞同，就是认为美国经济复苏会再次带动中国的出口。

　　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没有看到两个问题，一是美国的经济复苏必将伴随着美国政府刺激政策的退出，而美国货币与财政政策的紧缩，必然会减少而不是增加美国的需求；二是美国以往的经济繁荣是建立在美国居民庞大的负债消费基础上的，这次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会使美国的消费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以往的家庭理财观念，从而更注重储蓄和家庭收支的平衡。这些变化都会引起美国的进口收缩，所以把中国经济的持续复苏希望建立在美国经济的复苏上，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这就更突出了在本次金融危机后中国必须转变以往的经济增长轨道，尽快转入以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迫切性。

　　笔者在以前的文章中已多次呼吁，唯一能尽快开启中国内需的道路，只有城市化一条路。中国目前的生产过剩是来自两方面，一个是人群中的收入分配差距，另一个就是城乡差距。据社科院人口所的一项研究，由城乡差距所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要占到60％，这就更说明了调整城乡人口比例，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性。

　　去年以来的经济刺激计划，是立足在以振兴产业为主体的供给增长方面，从市场化的改革取向看，供给结构的调整实际上更应交给市场，而政府宏观调控的重点更应注重长期需求的创造。我们应该抓住今、明两年世界经济增长比较稳定的好时机，立即转入以城市化为方向的结构调整道路，只有如此才能从容应对更严重危机的来临。（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招商证券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