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24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货币与金融委会员(IMFC)第二十四届部长级会议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出席会议，并在会议期间接受中外新闻媒体的联合采访。

    记者：IMFC公报和多边（监督）报告称希望中国进一步推出刺激政策、促进全球增长，中国对此到底能做些什么？

    周小川：中国今年的GDP增长率超过9%，我认为这有助于全球复苏和克服当前的困境。有些人可能认为增长率越高越好，比如15%甚至是20%，但这是不现实也是不可持续的。可以期待中国经济增长促进全球复苏，但这个增长率大概是在8-10%左右。我认为中国在促进全球复苏方面已经扮演了积极的角色。除GDP增长以外，中国还通过进口促进全球增长。今年，中国进口增长了20%。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比GDP达到两位数，但进口是个位数增长要好。其他方面，中国海外投资也能促进全球增长。在资本不足的情况下，中国还增加了海外投资，这是很有帮助的。当然，海外投资也不能超过中国自身能力，毕竟中国还处于学习阶段，许多中国企业和投资者还在海外投资的起步、学习阶段。但总体上，中国对促进全球经济从危机中复苏和克服当前所面临的困境都起到了非常正面和积极的作用。

    记者：近日金砖国家（BRICS）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已经表态，称BRICS会在必要时刻通过IMF或其他国际金融机构针对欧元区危机做一些必要的事。我发现实际上有四种选择，一是通过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二是通过IMF的新借款协议（NAB），第三是购入银行资本，第四是购买欧元区主权债。从中国和金砖国家的角度看，您认为哪些选择是更加可行的，哪些是可以排除的，哪些是最有效的？

    周小川：我认为先要观察欧元区国家是否能落实7月21日决议，现在一些国家还在进行讨论，需要通过一些程序才能做出决定。所以在此之前，可以研究，但不好说下一步该如何去做。这当然要涉及EFSF作用问题，同时也有不少人认为可以讨论进一步扩大EFSF规模，而这些都需要欧盟和欧元区来进行决策。对于IMF来说也是一样。IMF有很多资源，如份额以及你刚才提到NAB。一方面大家做好研究和准备，另一方面也要有前提条件，即首先还是要看欧洲方面下一步如何做、做到什么程度。因此，你说的几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但现在讨论还为时过早。

    记者：当前的情况下，大家普遍认为欧洲的情况比美国更糟。那么我们的外汇资产多元化面临多大的风险？

    周小川：多元化就是减少风险，其道理在于世界各国经济情况不一致，能够互补。基于这种考虑，多元化会降低总体风险。当然，在危机期间，也会出现一些经济走势同步的现象。但即便如此，不同的区域、资产、机构、国别和货币总体上仍是互补的，因此多元化可以减少风险。

    记者：昨天参加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讨会，一位印度裔经济学者刚撰写了一本书，认为美国生活在中国经济支配地位的阴影之下。他提出的观点是，人民币在下个十年后或下下个十年开始时会超过美元成为主要储备货币，您是如何看待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我知道您不喜欢人民币国际化这个词，但是这毕竟是一个过程，何时人民币能成为世界上主要储备货币？

    周小川：这取决的条件较多。首先，人民币在市场上的被接受程度取决于市场参与者，不是谁的主观意愿可以决定的。市场对人民币的接受程度又取决于改革开放的进程。如果改革的进程慢，那么货币的受欢迎程度会较低。第二，也受宏观经济持续性、稳定性、经济增长影响。在金融危机期间，有些国家经济困难较多，这时如果大家看到中国相对于这些国家宏观经济增长较好，可能会更愿意接受一些，实际上中国也有自己的困难。但经济都是周期性发展的，中国经济增长如能够持续、稳定，则十年、二十年之后人民币地位的变化就会比较显著。但从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经验看，经济持续、稳定、较快发展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不能轻易地假设。当然，如果您首先假设改革开放到位、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我相信人民币会更受欢迎，我们也希望做到这一点。但做如此长远的预测的意义不是很大，关键是把当前工作做好，在此基础上尊重市场参与者的选择。

    记者：日前央行新闻发言人公开提到央行在研究扩大货币统计口径即M2+。我们想知道哪些因素促使央行产生这一考虑，包括做出这一改变将会产生什么影响？

    周小川：M2+不是刚刚开始考虑的。事实上，在2、3年前就开始考虑了。主要是业务品种一旦发生变化，过去的统计口径覆盖面就会出现问题。例如，在道理上应该将某一科目计入M2，但量非常小，过去的口径没有包含；但一段时间后它的量慢慢变大了，这时如果再不计入M2就会有问题。例如，过去有一段时间就对金融市场保证金类资金是否应纳入M2有过争议，也有过一些修改，只不过那些变化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还有一种替代的办法，即不搞M0、M1、M2三个档次，而是多几个档次。但是，设新档次也存在一个与经济学家、分析人士的沟通理解问题。比如新档次是否准确、是否能和历史上的时间序列数据接轨，这些都是问题，还在研究过程中。

    记者：上午您在讲话中提到IMF应继续改善份额和治理结构。您所说的机制改善是朝什么方向改善？另外，您提到尽快推动2010年份额改革方案生效，这是不是意味着在份额改革过程中遇到了什么困难？

    周小川：困难倒是没有，因为大家才刚刚决定进行份额改革，即G20在韩国开会时决定的。但是，这一改革还要通过各种程序，落实的时间是2012年年会。这就是说事情虽然定了，但各个国家还要走不同的程序，真正执行到位还有一段时间。现在还没到这个时间，但距离也不远了，大家都希望在这个过程中不出意外，所以要强调一下份额改革计划。此外，份额改革还要求三年内再完成一次评估，这些都是份额改革持续要做的工作。治理方面，也有一些改革需要逐步到位，这是一个过程。我们强调的目的是希望这个过程能够按照原来所做的承诺和时间表实现，不出现什么意外。

    记者：您对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基本情景设定是什么？你是否认为最可能的情景是大批违约？

    周小川：经济学家、分析师们可能会提供一些“情景”，但我们所要做的并不基于“情景”。目前，我们多次强调对欧元区7月21日决议的强烈支持。我们非常支持相关的财政整顿计划，支持IMF对如何运用其拥有的资源来帮助全球经济克服当前困境有所准备，这些我在IMF会上已经讲了。关于当前危机的演变，基本上我们相对乐观，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我们相信欧盟和欧元区有很强的能力去克服困难、推进改革和为金融稳定及货币争取更好的未来。

    记者：会议期间，我们听到佐利克和拉加德都多次提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布雷顿森林精神。在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MFC）公报中，我们看到“多边监督合并报告”占了很大的篇幅。我想问的是，IMF的多边监督改革对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有什么样历史意义？

    周小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概念很广，包括世行、基金组织等，而基金的一个重要功能是监督。这个工作很不容易，也很重要，帮助各国了解经济中失误的地方，帮助防止危机。当然在现实中它经常可能做不到这一点，所以这方面工作需要改进。改进的起因是2008年危机深化前基金未给出太多预警，这一次主权债务问题的事前预警也不够，导致大家有很强的改进预警的愿望。因此IMFC公报专门强调了这一点，即“参考基金的三年期监督评估及溢出效应报告，形成一个更加综合、公平和有效的监督框架，以更好地捕捉到威胁经济和金融稳定的风险”。在这方面大家都有共识。

    记者：最近国际经济形势和2008年有相似之处，即欧债危机、美国经济表现不好。2008年危机对中国经济政策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那么在现在的形势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货币政策有何考虑？

    周小川：7月中旬，中国国务院进行了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和下半年宏观经济部署，在开展这一工作时已经看到了主权债务危机、财政等问题可能对发达国家经济带来明显的负面影响，但影响仍不确定。因此，在表达有关政策时两方面都说了：一方面，中国整体经济趋势没有太大改变，所以总的财政、货币政策提法不变，还要继续做好这方面工作；同时也要警惕国际经济会不会出现意外的或比想象中更严重的问题。在这种时候，货币政策也要留有充分的灵活性和针对性，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记者：我想问人民币参与SDR方面您的立场如何？

    周小川：这个问题我在不久前回答《欧洲货币（EUROMONEY）》采访问题时已经谈到过。最开始我们已经提过，中国主要是做好自己应对危机和金融市场方面的改革开放，如果做得好的话，当然人民币会在国际上更加重要，会被考虑。当然现在也有人提出了一些设想，但我们还是要尊重市场选择。

    记者：我们看到8月上半月时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曾经较快升值。最近我们又看到海外市场NDF有贬值动向。是否在现在这种国际环境下，反而是人民币增大弹性的一个很好的时机？

    周小川：从中国的汇率政策来看，一直是要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基本框架中扩大人民币弹性。8月份汇率波动，市场主要认为这不是对美国债务封顶的反应，而是海关公布7月贸易顺差数字很高而引起的。多数外汇市场参与者非常关注贸易、国际收支平衡有关的数字，认为会影响他们的市场选择。当然，国际收支数字发布频率较低，是按季度发布，海关的数字则是每个月都出的。所以海关数字一出来，在市场上就会有某种反应。至于NDF，我跟踪得不是很紧，但听一些市场人士说NDF走向是对汇率干预走向的反映，其代表性还不够强。参与NDF交易的市场参与者数量还不多，所以我不好评论。

    记者：今年IMF开始做溢出报告，实际上美国对全球的溢出影响是最大的，但IMF做的不是特别深入。现在美国出了扭转操作这个货币政策，市场认为还不够。但前两轮量化宽松政策其实已经导致新兴市场面对很强的资本流入。现在IMF公开承认美国非常规政策是正确的，因为全球形势太糟了，那么在目前美国货币政策可能会更加非常规、且未来全球经济增长前景下调的形势下，如何来预期对中国和新兴市场资本流动的影响？如果全球都放慢，中国是否也要考虑货币更松一些？这是不是会导致两国货币政策的复杂度和相关度更加困难。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前景？

    周小川：我看你说得挺全面的。溢出报告是基金的研究队伍做出来的，不可能把所有东西算的很准、把未来全都计算在内，但还是揭示了全球化过程中几个大经济体区域间较大的相互影响。货币政策，特别是大国货币政策、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货币政策，其溢出效应肯定会更大，大家关注也密切。至于是否要立刻做出政策反应，则要取决于多种因素，分析不能只看一个方面，要看多个方面。

    记者：市场上有一些对中国通胀的担忧。在当前全球经济放缓的情况下，增长和通胀哪一个更令人担忧？

    周小川：在中国，央行有四大主要职能。第一是低通胀，第二是经济增长，第三是就业率，第四是国际收支平衡。我们始终同时关注这四个目标，不会只关注一个而忽略其他。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强调央行在改革和市场开放方面的职能，以及金融市场稳定职能。

    记者：但是存在关于通胀的担忧。你将如何应对这些担忧？有看法说央行的政策没有成功抑制通胀。

    周小川：我们非常紧密地关注通胀，不会因为关注增长而忽略通胀。在降低通胀上，我认为需要考虑时滞效应。不存在立刻就能降低通胀的政策。而且，必须要同时考虑国内国外形势。当前，许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都存在。

    记者：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下您对于汇率的看法？有些人认为，由于这次危机，中国遇到了人民币兑美元升值的好时机，也是很好的再平衡时机。其他人则持相反态度，认为在如此糟糕的经济形势下出口也不稳定，所以中国应该放慢升值速度。你是怎么想的，危机是否会影响人民币兑美元升值速度？

    周小川：我首先要强调汇率是由两件事决定的。一是市场参与者买卖行为，在中国我们还有央行干预，这些共同形成汇率走势。二是汇率是与国际收支情况高度相关的，贸易差额、经常账户、资本账户的平衡状况都很重要。央行的有关考虑也要依靠国际收支数据。仅仅在非常特别的情况下，比如当年我们看到“两房”情况迅速恶化的时候、雷曼倒闭的时候，我们才会认为国际形势要求我们的汇率政策做出改变。除此之外的一般情况下，国际形势会自动在外汇市场中反映出来。

    记者：刚才大家讲到了人民币国际化，周行长的意见很清晰，是让市场来决定。但这个又与中国的改革密切相关，华尔街日报的朋友曾将人民币国际化比作特洛伊木马。讨论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有人认为由于汇率改革不到位，人们就愿意使用人民币，不愿意把人民币拿出去，导致整体外汇储备增加；二是有人认为在改革的次序上，利率市场化、汇率、资本项目可兑换是很关键的东西。那么我们心中关于市场改革有没有一个大的规划和框架？

    周小川：回答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认为可以参考一下我去年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讲话，是关于改革最优设计的问题，涉及系统之间的配合关系，即做一件事，与其配合的子系统应该是什么样。其中还有一段是关于最优顺序的设计，即做事时最好的顺序是什么样。但实际上，现实是复杂的，你不一定能做到所谓的最优顺序。某种改革顺序安排从经济角度可能最优，但如果考虑政治、社会和人的思维演变过程，情况会更加复杂。我们从中国改革的经验也都看到，实际上往往都是有争议的。有时候你觉得顺序不是最好的顺序，但事情也能做成，因为有时候还有倒逼的作用，也就是有时候一件事情不应该先做，应该第二步做，那么做了之后就会倒逼那件应该先做的事。总之，改革中的顺序安排，回想起来常会有这样的关系。

    记者：过去几天的会议，我发现国际社会谈很多危机，而一谈就把目光放在了新兴市场，特别是中国，好像对我们期待很高。另一方面，当我们消费降低，他们又进行批判。您作为一个中国官员，能否谈谈如何看待国际社会的期待和批判。

    周小川：这个问题我说起来就是两点意见，一是我们看IMFC公报，我觉得公报总体上还是比较平衡的，它将全球经济主要危险点都说得很清楚，用大段表述讲发达国家处于危机焦点以及该如何去做。当然在第4段也有几行字谈到了新兴市场应该怎么做。因此，从整体来看，这次我认为还是相对比较平衡。

    二是中国有个逻辑，我们很早上学时就学习了要批评和自我批评。但是这个事从全球来讲，经常不是这样。中国认真对待自己这些问题，在“十二五”规划以及危机前200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中，都指出了我们自己的一些问题，比如应该扩大内需、扩大消费、改进服务业、减顺差、促平衡等等，这些表明我们看到了自己的问题。但有时候在国际场合，就存在出了错赖别人的现象。平心静气地来讲，通过国际社会上的座谈、磋商、国际组织的工作，总体来讲对问题的焦点还是比较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