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大规模爆发之初，各经济体实施经济刺激政策几乎同步协作，由于各国复苏步调不一致，结构不平衡，全球货币政策分化加剧。2009年10月以来，澳大利亚、挪威、以色列、越南率先采取加息的紧缩政策，2010年伊始，中国连续2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美联储也开启信贷常态化机制，三年来首次调升贴现率将窗口贴现率与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之间的息差扩大50个基点，这引发全球对宽松货币政策转向的高度关注。上调贴现率应该被视为美联储信贷工具的进一步正常化，而不是对企业和家庭收紧信贷的信号，也不应该被理解为货币政策前景的改变，主要发达经济体全面大规模政策退出为时尚早。
一是复苏基础不牢固，经济潜在增长和工业生产远未恢复到危机前水平，还需要持续的经济刺激政策来维系脆弱的经济复苏。二是需求严重萎缩自主性投资十分疲弱，还需要宽松信贷的刺激。从主要经济体看，产能利用率降低仍在继续。
但另一方面，刺激经济所引发的负向成本不断加大，风险正在向央行和政府转移。首先，在危机当中，西方各国货币当局稳定市场和经济的思路非常明确，那就是通过央行的高杠杆率来支持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危机恶化以来，主要发达经济体的中央银行采取了各种措施帮助缓解银行间和货币市场紧张局势。因此，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规模／构成、风险结构以及资金流动模式等发生了显著变化。以美联储为例，在金融危机中美联储扮演了最后贷款人的身份。金融危机爆发前，全球的美元资金大量存放在美国金融机构，或者投资于各类债券和金融产品。金融危机后，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大量美元资金从美国金融机构和一般性债券与金融产品中转出，转为存放在美联储和投资于美国国债，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规模急剧膨胀，杠杆率不断攀升。危机爆发至今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总规模由2007年6月的8993亿美元上升到目前的22215亿美元，不到两年时间增长了1.47倍，增加了美联储潜在的资产风险。
其次，由于财政赤字问题日益严峻，债务负担大幅增加，如果持续扩大财政支出，债务问题将更加严重，极大地影响各个经济体的信用和融资。过度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相当于政府把本来分散于各个经济主体(如金融机构)的风险集中于政府一身，把分散的资产负债表风险上升为集中的政府主权资产负债风险。
目前，全球政府负债已突破35万亿美元，主要经济体的赤字率和负债率均已达历史高位。从迪拜到希腊，从欧洲到全球，主权债务危机有向全球蔓延之势，主权债务风险恐一触即发。
另外，美国财政赤字规模持续高企，联邦债务总额急剧膨胀。2009年全年财政赤字约为1.47万亿美元，创了历史最高纪录，分别是2008年和2007年的2.16倍和7.84倍。持续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将使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急剧膨胀，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与GDP的比率急剧升高，将远超警戒线。
总之，主要经济体面临着政策持续与政策退出、政策刺激与衍生风险、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等目标之间的抉择，鉴于当前的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是“政府驱动”刺激经济的结果，一旦政府不得已而开始实施“退出策略”，经济复苏进程可能因缺乏驱动力而出现逆转，因此，未来主要发达经济体政府在“退出策略”上的决策将十分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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