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现任国家发改委中国宏观经济学学会秘书长。1982年毕业于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同年到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工作。1986年任副研究员，1992年任研究员，1993年被国务院授予“国家级有特殊贡献的专家”称号。1993年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1995年任国家计委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副秘书长。曾获“中国首届经济改革人才奖”，并被评选为“1988年中国十大杰出青年”。曾多次参与起草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要文件。

    　　资本市场开放是对中国最大的伤害

    问：为什么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差距如此之大？同在西南地区，又为什么贵州的发展速度最慢？

    答：为什么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缓慢，是因为平原面积最少。在西南这几省当中，平原面积最少的就是贵州，只占全省面积不到4%。人均平原面积，全国是800多平方米，贵州只有300多平方米。贵州地无三尺平，大面积的建设适合大型人口居住和市场集中的城市就不行。至于说西北，虽然地域辽阔，但是没有水，人口也少。西南2亿人口，西北只有9000万。由于西南、西北都不太适合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建设，所以区域经济差距是越拉越大。中国的平原面积仅占国土面积的12%，其中90%集中在沿海。所以中国的城市化一定是依托沿海的平原展开的。我认为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南地区的人口、劳动力向东部地区大规模的流动是不可避免的。东西部地区人均收入差距的缩小，不是建立在西部地区更快发展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大规模西部向东部人口迁移的基础上的“十一五”规划区域研究是我主持做的，我们提出来建20大都市圈，也基本是在东部和中部。

    问：有人提出，中国经济未来要继续保持高速发展，需要寻找新的增长点，这个新的增长点是通过对资本市场大量的利用来实现的。这和您今天谈的我们要继续重视工业生产之间有什么关系？

    答：如果说金融市场的发展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引擎，那我认为房地产、制造业、国际贸易等也适用这个说法。但是我认为，只有城市化能够救中国，别的都不行。次贷危机把中国推出了原有的增长轨道，出口靠不上，投资不敢老靠着，消费由于分配问题又被抑制住了，我们的需求引擎没有了，需要重新造。我看现在只有城市化这个新引擎。在人均3000美元水平上的时候，全球城市化率是55%，中国如果不考虑到农村进城打工的农民的话，真实的城市化率只有三分之一，这是严重的错位。所以城市化存在着巨大的增长空间。我们知道，现代工业生产提供的产品是给城市人消费的。当你可以给城市人提供人均3000美元消费水平的产品的时候，你的人口的主体9 .5亿农民人均收入水平只有700美元，于是很容易就导致生产过剩。我们收入分配拉大既有分配体制的原因，更有发展战略错误导致城市化严重滞后的原因。现在要想拉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只有依靠快速推动城市化。其他的什么资本市场如何建设，工业如何建设，都是次要的。比如钢铁。中国现在人均钢铁不到500公斤，发达国家是人均700公斤到1吨时才干成了工业化。按照1吨来计算，2030年15亿人口需要15亿吨钢，而现在不到7亿吨钢就过剩了，就是因为没有那么多城市人口。所以说现在中国的结构矛盾非常大，如果不打开城市化这个通道，不管是资本市场、金融市场还是房地产发展，空间都是极为有限的。

    问：请问中国的制造业在未来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答：主要是体制障碍。国进民退在去年是很突出的矛盾，但是现在有一个口号，就是保增长。一遇到经济不景气，民营企业不投资了，只有通过国有平台去扩张，结果变成了国进。到经济形势好转了以后，投资产生了很大的过剩，怎么消灭？就搞产业重组，把小的并进大的，用国有的兼并民营的。像陕西的煤炭企业重组，搞成5大集团，把小的吃掉，在存量上搞民退。增量搞国进，存量搞民退，这么搞市场还存在吗？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要看在“十二五”期间，能不能触动财政体制，把现在的分税制变成西方国家的先集中后返还的体制。现在中央集中的不多，地方负担了很多事权，事权和财权又不匹配，于是地方政府为了抓钱搞了很多行政边界，不愿意让企业出去，不愿意跨地区经营，阻断了我们市场边界的扩大，在很大程度上也阻断了企业规模经济效益的进步。所以我认为，中国能不能在市场化方面迈出下一步，就看我们敢不敢在“十二五”期间触动财政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