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钢铁业资深分析师孙勇介绍,由于国内铁矿石埋藏相对较深,加之含铁量低（约30%）,这就需要通过专门的筛选技术来“洗矿”,成本较高;另一方面,国内铁矿石含硫、砷等杂质高,炼铁时去杂质环节对高炉的技术要求也很高。随着我国钢铁产能在2002年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对铁矿石的需求也不断增加,国内铁矿石不能适应这种发展需求,逐渐形成对进口铁矿石的依赖,这一比例已高达50%。毫无疑问,这是中国一直在与三大矿山巨头的谈判中处于劣势的重要原因。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门不当户不对”才使得中铝和力拓的联姻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

        既然是依赖,既然是“有求”,就不得不面对国际矿山巨头一而再地涨价。有媒体分析,2003年至2008年间,中国钢企仅仅因铁矿石上涨而多支出大约7000亿人民币,相当于同期中国钢铁企业利润总和的2倍多。“7000亿”这个数字庞大而空洞,于是有人拿长江三峡大坝的建筑成本来作了个形象的描述,指出长江三峡大坝的总的建筑成本不超过2039亿。“也就是说,我们在03～08这6年间送给国外三大矿山的'7000亿’,或者说他们额外盈利所得,可以建3.7个三峡大坝,而且还是一次性付清,不用贷款,不用发国债。”略带调侃的言语中蕴含着巨大的惋惜。

　　国际矿山巨头肆无忌惮地涨价,似乎对我国钢铁市场需求了如指掌。在经历了情节曲折的“铁矿石谈判”前奏后,这部大戏以媒体爆出力拓“涉嫌间谍活动”达到高潮。一时间,矿山通过“内鬼”掌握钢企信息,国内因长协矿和贸易矿两个市场造成的贸易商和钢厂的各自为营等问题揭开了中国钢铁行业“潜规则”乱象的冰山一角。外忧加内患,连续六年的铁矿石谈判败北或许在这里找到了答案。

　　有没有可能扭转这种局面呢？以下这些问题可能是我们在接下来的铁矿石谈判中不得不面临的。

　　是各自为营还是抱团取暖？

　　抛开国内铁矿石品位低的客观事实不谈,长期以来国内大小钢厂林立,对外采购铁矿石往往比较分散,难以“握成”一个拳头。力量悬殊导致铁矿石价格连攀新高,“去产能化”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士提及。“原来是个胖子,吃得很多,现在人家说,要不然你就多掏钱吃这么多东西,要不然你就少吃,我现在涨价了,你要花相同的钱你就少吃,你要少吃就饿得慌,那你就得减肥。”孙勇的这番比喻可谓非常形象。而钢铁业要“去产能化”,通过重组加快技术改造,促进产业升级是理想的路径。

　　可以看到,今年以来,中国钢铁企业重组接二连三,并且动作越来越大,由莱钢和济钢合并组成的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在济南揭牌便是其中极具标志性的事件之一。在这个中国钢企遭遇矿山围堵的冬天,抱团才能取暖。

　　“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

　　钢铁业重组,不少的民营钢铁企业被国有企业收购,开始有业内人士对民企生存空间受挤压表示担忧,钢铁业重组会不会引发“国进民退”呢？

　　由于钢铁行业是一个资本密集型行业,通常都必须倚靠信贷支持,进入门槛相对较高。因此民企进入钢铁行业跟地方政府的支持是密不可分的。而民企很适应钢铁低端市场,逐渐与大型国企形成争势局面,迫使大型国企转而向高端市场发展。而国企在进入高端市场后,产能不断扩大,对高端铁矿石的依赖度也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国企放弃低端市场客观上也造成了低端市场产能的无序扩张。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进行行政干预,是一种非市场化的行为,客观上会逼迫小企业退出。因为钢铁这种原材料特殊的战略属性决定了其关系到国防、经济等各个层面,国家要控制这个领域的,必然会出现“国进民退”的情况。

　　地方政府方面,过去为了达到GDP的政绩目标忽视了钢铁业发展的全局问题,遗漏下的结构失衡等历史问题,现在必须得解决,“'国进民退’虽然是强行推的,但我认为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解决目前国内钢铁业面临的困境。”孙勇一语中的地指出。

　　在去产能化前提的条件下国家肯定“舍小保大”,政策在制定过程中偏向于国企,民企可能进退两难,甚至不得不退。如果真要退出,不如早退,尽管吃点亏,吃得小一点。如果晚退,没准吃的亏还更大一点,这就是国企对上游资源控制造成的一种不得已的牺牲。

　　亲澳还是亲巴？

　　“中国应该努力做巴西的工作,澳大利亚在政治上对中国并不友好。”长期涉足海外矿产项目的PE人士直言。他认为,根深蒂固的,澳大利亚是欧洲人的后代,在语言、文化、政治、感情等方面是一脉相承的,历史上是英联邦的一部分,政治文化上会跟随着美国,不认同中国,也不希望中国强大。这种状况在短时间内是改变不了的。尽管这位PE人士的看法稍显偏激,但从当初澳大利亚反对党强力阻碍中铝并购力拓一事来看,也不是毫无根据。

　　与澳洲两拓不同,巴西淡水河谷的铁矿石由于运输距离远在到岸成本上一直是其竞争软肋,加上“政治上没有什么冲突,也未必很喜欢美国,跟中国更容易谈拢一些。”

　　由此,回避必和必拓和力拓的强硬态度,从淡水河谷方面寻找谈判突破口或许是铁矿石谈判的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