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茵：当年参加入世谈判的时候对于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预判，有没有想到十年后的今天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徐秉金：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汽车工业初步确立了三大三小的格局，1986年的北戴河会议中央要把汽车工业进行统一规划，这个任务落在国家计委，当时是国家计委工程综合2司主管这个项目。那么确定三大三小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引进技术消化吸收，最后国产化，通过引进把人家的技术买过来，把这个技术嫁接到我们身上，那时中国的汽车工业是寄托在我们一汽跟德国的大众合资，上汽也跟大众合资搞的桑塔纳，一汽是搞的奥迪和捷达、高尔夫，还有广东的标致，我现在回忆起来记得当时的产量，上海是三万辆，相当大。

　　梁茵：一年?

　　徐秉金：一年，规模三万辆，一汽当时的规划是奥迪三万辆先导入工程，咱们起步的时候只是几千台开始起步，当时也是万把千台。到1994年我们中国的汽车总的产量加起来就是140万台，130到140万台左右，就这么大的规模，但是当时的乘用车，就是小轿车只占10万辆。那么我们国家当时这么大的规模有多少工厂呢，除了西藏、新疆没有以外，各个城市都有汽车厂。那种情况是什么，中国的汽车工业发展面临着散乱差，又分散、又乱、又差，水平又达不到。当时我们属于起步阶段，因此美国人提出你放开汽车市场，那从我个人角度我是坚决不同意的，不同意我得拿出我的理由，我不能放开，为什么不能放开，我跟你美国也好、跟你欧盟也好、跟你日本比也好，不能同日而语，因为我们的发展水平差好几个档次。

　　而且世贸组织规定有一个例外条款，就是幼稚工业保护条令，属于幼稚工业你不能拿到谈判桌来谈，我就打的是幼稚工业保护条令，我中国汽车刚刚起步，跟你不是在同一个水平上，我们是幼稚工业，免谈。

　　梁茵：可是人家会不会也说，说你中国的汽车工业，特别是新中国的汽车工业从50年代开始算，算到90年代的时候也发展了有40年的时间?

　　徐秉金：他提出来了，但是我是从水平看，我们跟你差距很大，我说现在一开始，我们想跟你引进项目，你们谁都不跟我们干，我们去求他们，日本把我们拒之门外，美国不跟我们合作，最后有个很典型的例子可能都清楚，最后美国跟我们合作的是克莱斯勒，跟美国引进了一个发动机，就是现在奥迪，老奥迪的发动机，488发动机，上海搞一个827发动机，那时候我们的水平，发动机只有这两款，而且这两款发动机都是过去美国和德国淘汰的，它们都引用了新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虽然搞了，但是差距还是很大，如果在同一起跑线上我们可以接受，我们不是在统一起跑线上。

　　梁茵：那最后谈判结果怎么样?

　　徐秉金：所以在谈的时候我们就提出来了，汽车工业我比较保护，我们不在谈判之列。当时在中美市场组织谈判里，国务院已经给我们授权了，除了小车以外你可以放，在商用车领域我们当时有过准备，可以放，我们有东风卡车。当时还有重型车，我少说一句就说当时除了散乱差以外呢，我们汽车行业也有一个，我们没有重型车，缺重少轻，这句话怎么解释呢，就是当时我们国家整个的重型车，就8吨以上的到10吨到30几吨的大的卡车很少，我们当时的需求量一年也就是七八千台吧，但是我们还干不了这些东西，缺重，没有重型车，轻型车，就是现在我们考虑的。

　　梁茵：小轿车?

　　徐秉金：轻型车不是小轿车。卡车，就是那个皮卡以上的那个一吨半、二吨、三吨的也没有，当然后来北京二里沟有了一个汽车厂，还有别的。但那个时候没有这个，缺重少轻，所以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很不完整，没有形成一个体系。所以我们放在谈判过程当中呢，就提出来呢汽车是我们的幼稚工业，要细心保护。但是到了加入WTO谈判的时候，这里又是两个过程，一个是你市场准入，你放开了三分之二的非关税措施，关税大幅度降低。最后审议我们的外贸机制，外贸审议完了以后，进入WTO谈判的时候，要搞议定书，要进行双边谈。双边谈我们跟美国有了一个谈判基础，中美四项准备谈判我们谈完了，我答应跟美国说我三年之间减少三分之二的非关税措施，关税大幅度降低，你美国答应坚定的支持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这一条写在议定书上的，另外放宽高技术产品对中国出口。

　　我们达成谅解备忘录以后，三年之内我们减少了三分之二非关税措施，美国不但没有放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对它坚定支持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这项也失言了。这是当时的情况，所以在汽车这个问题上步步紧逼，最后到世贸组织双边又谈汽车工业，跟美国人就这么谈的。汽车工业呢我们跟你们没法比，差距很大，我们要求保留，保留不了，你要放开那就有一个过渡期问题，保留多长时间，所以WTO最后谈判中实际是保留过渡期谈判，接近10年、8年、5年、3年是谈这个，就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你保留多长时间进行管制，是谈的这个问题。所以当时我们在一开始谈的时候我就没想到说中国汽车要放开，但是我们要紧紧守住这条线，最后加入世贸组织，我们放开了汽车市场，就现在这个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