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目前汽车产品的产销涉及的范畴相对狭窄，而大众消费所带来的问题则要复杂得多。从一定意义上说，汽车消费正深刻地改变着社会。

　　汽车是一个集零件数以万计、年产销量以千万计、保有量以万万计为一身，百年不衰的产品，在世界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汽车自身的投资、生产、研发、供应、销售、维修;前序的原材料、零部件、技术装备、物流;后序的油料、服务、金融、咨询、保险，直至基础设施建设、汽车旅游、汽车旅馆、汽车影院等构成了一个无与伦比的长链条、大规模的产业体系。

　　中国在迅速成为新兴汽车生产基地的同时，汽车已经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发动机、产业升级的推进器。汽车作为带头产业，它可以带动的行业和产业面之宽，能包容和吸收各种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装备之广，可形成的生产规模、市场规模之大，可创造的产值、税收和就业岗位之多，对国民经济拉动作用之大、之持久，是其他产业所难以相比的。在今后很长时期，汽车产业仍将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汽车又是实现现代化的载体、推动社会进步的车轮。大众汽车消费对社会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汽车产业自身。汽车的广泛应用不仅会扩大人们的活动半径、加快社会活动节奏，而且会改变人们的距离和时间概念。

　　在这个过程中，居民的出行方式、生活方式、居住地选择、消费结构、休闲方式也将随之改变，进而影响到社会生产方式、商业模式、就业结构、城市和乡村结构、社会关系、沟通方式以及人们的知识结构、文化习俗、法律意识等。在居民广泛享受到汽车文明的过程中，将逐步形成中国的“汽车文化”，对社会进步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人群良好的流动性不仅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减少沿海与内地、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别，而且从长远看，还有利于各地生活习俗的共通、各民族文化和情感的融合，增强民族凝聚力。

　　当大众汽车消费达到较高程度后，由于它引起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习俗、社会文化深刻的、系统性的变化，将使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境界――“汽车社会”。

　　进入新世纪，中国以远远超过过去各个国家的速度走向汽车社会。来势之迅速，以至于我们在许多方面都没能做好准备，甚至连这方面的意识都很欠缺。当问题一个个出现时，只能被动应对。

　　现在我们必须对越来越深刻地进入汽车社会所面临的形势有所觉醒并做好准备。我们面前的挑战就是，在大众汽车消费时代来临时，如何趋利避害，使中国的“汽车社会”朝着有益于社会进步、可持续的轨道前进?

　　政府关注重点应及时由汽车产业转向汽车社会

　　国家统计局发布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1年末我国民用汽车保有量达到10578万辆(包括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1228万辆)，比上年末增长16.4%，其中私人汽车保有量7872万辆，增长20.4%，其中私人轿车保有量4322万辆，增长25.5%。

　　汽车是一个大量耗能、耗材，影响环境，影响生命安全并需庞大基础设施支撑的高额耐用的特殊商品。汽车在创造财富、带来社会进步、提高大众生活质量的同时也可能成为消耗资源、污染环境、威胁生命的罪魁。

　　随着汽车消费快速增长，社会问题接踵而来。据有关报道，2010年全国335个地级以上城市，五分之一空气质量不达标;全国677个城市中，三分之二高峰时段出现交通拥堵;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等特大城市已经“车多为患”，交通严重拥堵;北京有近500万辆汽车，停车位缺口达235万个。

　　刚刚进入汽车社会的门槛，我们就遭遇了燃油供应的压力，环境污染的困境，以及严重的交通拥堵和停车难的挑战。种种情况表明，影响大众汽车消费持续性的因素早已由汽车产业的问题转向与汽车相关的社会性问题。

　　中国大众汽车消费只是近十年的事。发达国家已经有上百年享受汽车文明、规避汽车灾难的经历。如果我们认真吸取他们的经验，对进入汽车社会面对的问题早有准备，我们就可能更多分享汽车文明带来的好处，并把负面的影响控制在较低的水平。

　　较长一段时间，我们实际上是把汽车孤立地看作一个“产业”，停留在创造GDP，拉动经济增长的层面。相应地，政府和产业部门主要精力放在制定“产业政策”和投资、布局等方面，对汽车消费增长之快估计不足、缺乏前瞻性整体规划和超前的准备。

　　带来的结果是，对大众汽车消费引发的社会性变革准备不足;对汽车大量消费之后的负外部性控制不力;对汽车消费的正外部性缺乏诱导。

　　如果说在汽车产销快速增长的初期，政府关注的重点是汽车产业自身的话，那么在产业布局基本完成，充分竞争的局面形成之后，情况已经发生变化。汽车的投资、生产、销售等产业发展中的大量问题，市场已经有足够的调节能力;而汽车消费所带来的大量的社会性问题，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却是市场和市场主体所不能顾及的。

　　此时，政府职能应当及时从关注汽车产业层面提升到汽车社会，以长远眼光，从发展的全局出发进行趋利避害的引导和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