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国际原油市场的“爱”一次比一次深，却一次比一次伤得狠!2011年，多进口了1500万吨原油，中国多付出近900亿美元!2012年上半年，在国际油价仅上涨不足2%的情况下，中国石油、中国石化炼油业务分别巨亏233亿元和185亿元!

　　中国证券报记者进一步了解到，因原油市场定价权缺失而滋生的“亚洲溢价”，每年吞噬中国数以百亿的宝贵财富。定价权缺失，已成为中国经济不能承受之重。

　　在94%的世界500强企业已经离不开衍生品工具的今天，石油巨头何时才能驶入“期货”这个温暖的避风港湾?

　　即将重启的原油期货被各方寄予了厚望。它在技术衔接、保税交割、货币兑换等诸多领域都将带来一系列创新。肩负起中国金融改革重任的原油期货，上市的战略意义远远超过品种本身。

　　旧伤未愈又遭新痛 两巨头炼油亏418亿元

　　中石化和中石油2012年半年报显示，上半年中石化炼油业务亏185亿元，中石油炼油业务亏损233亿元。

　　中石化半年报还显示，上半年公司采购原油的费用同比增长13.0%，达到4，588亿元。而同期普氏全球布伦特原油现货价格同比仅上涨1.96%，公司外购原油加工量同比增幅也只有2.8%。受炼油亏损加剧拖累，公司上半年经营收益同比下降31.4%，净利润下降41.1%。

　　相关资料显示，作为亚洲最大的炼油商，中石化自身原油产量却很少，绝大部分依靠进口以及向国内中石油、中海油两家采购，目前原油采购成本在该企业生产成本中的比重已经超过90%。因此，其炼油事业部的收益将直接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

　　而在2011年，随着国际平均油价上涨40%，中石化国内炼油毛利同比下降86.5%。其中炼油事业部出现巨亏348亿元。

　　亏损的背后是中国难以愈合的伤痛。海关总署2011年度进出口数据显示，中国全年进口初级产品金额达6043.8亿美元，增长39.3%。其中，进口原油的花费就占三成之多，达1966.6447亿美元，同比增幅接近900亿美元或45.3%。而全年原油进口量为2.5378亿吨，同比仅增长1500万吨或6%。

　　“在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逼近60%，对中东、非洲等地缘敏感区域的进口占比逼近70%的今天，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复旦大学能源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吴力波教授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石油市场金融属性的张扬直接导致油价大起大落，给世界经济尤其是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关键阶段的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平稳增长带来了巨大威胁。

　　有“需求”无“价格” “亚洲溢价”成财富黑洞

　　“在国际油价面前，无论是147美元还是33美元，我们都只能被迫接受。”宏源期货总经理王化栋表示，我国作为铁矿石、农产品、原油、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的全球最大买家，仍然未掌握最终定价权，始终无法获得消费大国应有的“消费者剩余”，相反还要承受“一买就涨、一卖就跌”的无奈。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研究员张茉楠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面对强大的价格冲击，最严峻的形势是，有“中国需求”却没有“中国价格”。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和第三大进口国，但在影响石油定价的权重上却不到0.1%。由于没有定价权，我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相比，要付出更多的进口外汇成本，这就是所谓的“亚洲溢价”。

　　据介绍，全球原油贸易普遍采用基差定价的方式，一般以布伦特(Brent)或西得克萨斯中质原油(WTI)的某个原油期货合约价格为计价基础，加上或减去双方协商同意的基差来确定现货价格。这种基差定价方式意味着，大宗商品国际贸易以哪国或地区的期货交易所的相关品种作为定价基础，该国或地区就掌握了话语权。目前，期货价格已经成为国际石油市场最重要的基准价格，WTI原油期货和Brent原油期货是全球石油市场最重要的两个定价基准。

　　而作为全球对国际原油市场依赖程度最高的亚洲地区，目前还没有自己的基准原油，亚洲几种本地基准油多选择新加坡的普氏价格，但后者受WTI和布伦特影响较大，因此无法完全反映东北亚地区真正市场供求关系，从而导致中东销往东北亚地区原油价格普遍偏高，亚洲国家承受进口溢价。

　　张茉楠统计，2008年中国共进口原油17888万吨，如果从中东进口原油按50%计算，为8944万吨，每吨溢价0.845美元，中国一年就多支付39亿美元。

　　还有研究认为，2003年这种“亚洲溢价”平均就达到2.56美元/桶。而近两年给我国GDP造成的损失更是高达0.08%-0.20%。

　　对期货市场“说不” 石油巨头有难言之隐

　　“一只木桶能盛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而不是最长的那块。”中国期货市场创始人之一的常清教授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三大石油公司虽然拥有技术和规模等优势，但价格风险管理是其明显的短板，这才是决定它们“能盛多少水”的主要因素。

　　中石化人士也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证实，“公司确实很少在境外原油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他还表示，中石化自身生产石油较少，大量从国外进口的原油基本上都是自用为主，因此即便国内上市原油期货，用处也不是太大。

　　不过，期货工具在国际市场上早已成为企业必备的“重器”。2009年4月，国际互换和衍生品协会(ISDA)调查显示，全球500强企业中有94%的企业普遍使用衍生品工具。

　　有市场人士解释认为，由于三大石油公司垄断了国内的油气资源，因此他们不需要通过期货套期保值来对冲风险，缺少参与原油期货市场交易的动力。

　　但常清认为，垄断和规模不是主要原因，现有体制才是根本。“现行的国企考核和运行体制对企业从事价格风险管理存在一定影响。”他表示。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中国能源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震也认为，衍生品毕竟是一把双刃剑，用不好反而伤了自己。特别是中航油事件后，相关方面的要求更加严格。而中石油、中石化等作为大型国企，因受制于国家政策和国有企业对海外业务监管，通过参与境外石油衍生品交易来对冲风险还是如履薄冰、战战兢兢，远远无法满足企业对冲风险敞口的需要。

　　吴力波还表示，在欧美发达国家垄断定价权，石油金融属性推动价格日益脱离基本面的市场环境下，希望通过参与国际石油金融市场的交易平抑我国石油价格风险无异于饮鸩止渴。他说，航企、油企先后折戟，固然有策略上的问题，但毫无疑问也为我国在国际石油市场中定价权的缺失敲响了警钟。

　　担当金融改革先锋 原油期货负重前行

　　接受采访的多位专家认为，尽快建立我国的石油金融体系，特别是加快原油期货的上市步伐，对我国争夺国际石油市场定价权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还有专家和学者表示，实际上，肩负起中国金融改革重任的原油期货，其上市的战略意义早已超过品种本身。

　　“原油期货肩负着中国金融市场创新开放的重任。”王震认为，没有一个开放性的金融市场，就不可能吸引全球参与者，更无法形成国际性的定价中心。因此，作为在技术衔接、保税交割、货币兑换等诸多领域都将带来一系列创新和改革需求的期货品种，其成功推出必将促使资本项目下管制的进一步放松、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筹备中的原油期货计价货币将采用美元和人民币双报价，参与主体包括境内和境外投资者。针对境外期货公司和投资者，还专门制定了参与资质及外汇资金、风险管理等配套法律和规则细则。

　　实际上，即将重启的原油期货也被各方寄予相当的厚望。早在2004年初，国务院领导对燃料油期货上市做出批示，“先从燃料油期货起步，积累经验，创造条件，逐步上市多品种的石油期货”。

　　2012年1月以来，加快原油期货建设数度被提起。1月6日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明确指出，“稳妥推出原油等大宗商品期货品种和相关金融衍生产品。”1月8日，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在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上要求“抓紧建设原油等大宗商品期货市场，逐步增强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定价能力”。2012年3月18日，国发[2012]12号文件再次要求“稳妥推进原油等大宗商品期货和国债期货市场建设”。

　　高端访谈

　　胡卫平：推出原油期货是战略举措

　　国家能源局油气司副司长、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和规划协会秘书长胡卫平26日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指出，推出原油期货是我国针对现实又针对长远的战略举措，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利用市场机制进行价格管理的一种创新和突破。对相关企业而言，原油期货能帮助其解决生产经营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在应对价格大幅波动风险时更为主动，也有利于提升我国在国际原油市场的话语权。

　　中国证券报：我国能源安全面临着哪些风险因素?

　　胡卫平：由于石油和天然气是目前能源消费的主要成分，因此谈能源安全很多时候是指油气。就我国而言，油气在能源安全的框架下考虑，无论是自产还是进口，都必须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供应安全，二是运输安全。前者保证我们能有及时、足量的能源供应，后者则保证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能源都能按期、保质送达需求方。当然，无论是油气还是其它能源，既然形成市场，就必然会有相应的市场风险产生，比如一定幅度的价格波动，这也是考虑能源安全问题必须顾及到的重要因素。

　　中国证券报：面对原油价格的波动，有没有更好的应对方法?

　　胡卫平：有必要指出，所谓油价的稳定并非是指一个固定不变的势态，我们希望价格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理性波动。但是，就实际而言，并非如此。依我观察，尽管有升有降，总体上看，油价上涨是必然趋势。

　　基于此，从静态或者常态上讲，市场对于价格波动的应对办法其实很简单，因为价格本质上就是反映原油市场供需关系的信号。从这个角度来说，主动采取市场机制进行调控，这本身就是一种有效的应对办法。

　　但是，若从动态角度看，原油的大幅波动更多地受到了一些供需之外的因素影响，比如地缘政治等等。原油具备商品属性的同时，还兼具社会属性和金融属性，在国际市场上更是屡屡担当政治筹码角色，甚至还成为投机炒作工具。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有必要统筹考虑，以一种系统、全面的办法来应对。应将上述三重属性综合起来，既考虑供需因素，也考虑地缘政治因素，制定举措，多管齐下，使油价波动处于可控状态。

　　中国证券报：中东地区是主产地，但原油价格却更多看欧美，这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吗?如何提高我们在国际能源问题上的话语权?

　　胡卫平：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资本力量日趋增强的背景下，原油已为成熟的世界市场。现在，我们每年消费的石油与日俱增。但是，我们在国际市场上的话语权依然不强。从国际经验来看，建立我们自己的原油期货市场，以成熟的高级市场形式来调节和保障我国原油供需，并通过原油期货市场机制建设逐步提升我国对国际原油贸易的话语权，不失为一个有效的办法。

　　中国证券报：您对原油期货怎么看，对于相关企业有何意义?

　　胡卫平：中国推出原油期货交易，这是针对眼前又针对长远的战略举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利用市场机制进行价格管理的一种创新和突破。对相关企业而言，原油期货能帮助其解决生产经营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在应对价格大幅波动风险时更为主动，也有利于提升我国在国际原油市场的话语权。

　　原油期货推出后，国内相关企业虽然可能受到诸如人才结构、经营模式上的挑战，但这些都是可以克服的。据我所知，包括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在内的不少企业对原油期货都持积极欢迎态度。(记者 胡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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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石油价格体系的四次演变

　　世界石油工业诞生已经有150多年的历史，国际石油市场及其价格体系的演变先后经历了跨国石油公司的殖民定价体系、OPEC官方定价体系、市场供需为基础的多元定价体系、期货市场为主导的定价体系四个阶段。

　　跨国石油公司的殖民定价体系

　　20世纪60年代以前，美国和西方跨国石油公司控制石油价格。西方“七姊妹”跨国石油公司凭借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租让协议”控制了中东地区的绝大部分石油资源，同时将由跨国石油公司单方面决定的石油价格强加给中东产油国，因此二战以前3美元/桶的油价水平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殖民价格。

　　OPEC官方价格的形成与衰落

　　1960年OPEC组织成立标志着当时决定西方世界石油成本的控制权开始逐渐向OPEC转移。

　　1979年伊朗革命触发第二次石油危机，跨国公司长期合同之外超产的石油进入短期现货市场交易，现货价格不再完全随同长期合同价格而变化，逐渐成为石油公司和石油消费国政府制定石油政策的重要依据。

　　市场供需为基础的多元定价体系

　　1980年以后，非OPEC国家产量逐渐上升，OPEC国家在其市场份额不断减少的情况下，为了摆脱死板定价的束缚，开始让长期合同价格与现货市场价格挂起钩来。这种方式成为世界石油市场广泛采用的合同模式。

　　期货市场为主导的石油定价体系

　　20世纪70年代后期，英国推出了布伦特(Brent)远期合约，1988年英国国际石油交易所(IPE)推出了以该远期合约为清算基础的布伦特期货合约(2001年,IPE为洲际交易所收购,ICE)。1983年，美国纽约商业交易所(NYMEX)推出了西得克萨斯中质原油(WTI)期货合约。目前，期货价格已经成为国际石油市场最重要的基准价格，WTI原油期货和Brent原油期货是全球石油市场最重要的两个定价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