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季度经济低于三季度的可能性很小，略为回升的概率更大。GDP环比增速一个季度比一个季度高，运行轨迹是从低到高。从供给面来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当前政府迫切要做的有两个要点：一个是结构性减税，一个是去垄断化。

　　如果希望经济出现实质性复苏，必须从供给管理的角度进行结构调整。结构调整不是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所能够实现的。结构性调整要解决供给面的问题，不仅需要破旧，更迫切需要“立新”。

　　世界经济的周期性调整并没有结束，中国经济的调整也很难马上结束。政府不应过于追求经济增速，而是要下定决心淘汰落后产能。我国过去经历过很多次去库存化，但是并没有真正经历过去产能化，如果不淘汰落后产能，很难走出新的经济增长周期，这是本轮经济转型的最重要的特点。

　　未来要改变过于依靠数量红利的情况，进行二次创业，通过提高对人口素质的投入，争取人口质量红利，可以称之为人口二次红利。

　　未来中国经济可以分工成两个角色：东部是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中西部地区继续担任制造业基地的传统角色，从而形成两极推动。

　　从供给面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经济见底本身来源于两方面力量，一是政府引导，去年四季度提出稳增长，从政策放松到经济企稳一般要经过三个季度，所以今年三季度经济应该见底，即便延续时间稍长一点，四季度也会回升;二是来自于经济和市场自发的力量，即库存的调整，现在库存增速确实大大放缓，去库存化在充分竞争领域进展得比较快，库存去到一定程度，经济慢慢就会筑底。

　　具体来看，四季度经济低于三季度的可能性很小，略为回升的概率更大。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环比增速一个季度比一个季度高，运行轨迹是从低到高。四季度即使用同比来看，由于去年四季度基数比较低，也会出现回升。由于去产能化的结构调整没有完成，如果今后一段时间主要精力放在调整结构方面，而不是用新一轮刺激政策去挽救经济增长速度，明年经济可能保持在结构调整中企稳和小幅回升的态势。预计今年全年经济增速在7.6%～7.7%，明年在8%左右，比今年略为回升。但是，从一个中长期的角度看，宏观经济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仍然需要去产能化，因为经济还没有找到新的增长点。

　　从现在形成的共识来看，周期性和结构性双重因素造成了经济增长减缓。周期性因素方面，整个世界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复苏都比预期要微弱得多，所以世界各国都出台了非常强有力的政策，美国进行了三轮量化宽松，欧洲也出台了方法不同的宽松政策。但是从历史上来看，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在应对周期性调整中主要侧重于需求管理，最高的成就是让经济止跌、熨平周期、抬高谷底，防止进入深度衰退。如果希望世界经济出现实质性复苏，必须从供给管理的角度进行结构调整，就是要解决过去这一轮和几轮周期中积累的结构性矛盾。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结构调整不是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所能够实现的，因为这两个政策最终都归结为短期需求管理政策，而经济学认为，结构性调整要解决供给面的问题，不仅需要破旧，更迫切需要“立新”。

　　从供给面来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当前政府迫切要做的有两个要点：一个是要结构性减税，一个是去垄断化。为企业降低复苏的成本，同时增强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投入能力，当前必须进行结构性减税，这相当于在政府和企业之间重新进行利益分配，要求政府在各个环节的税收上为企业保留更多的利益，同时可以通过结构差异来达到经济结构调整的目的。另外，当前必须反垄断，去垄断化。市场经济本身会产生垄断，一些国家的政府也有鼓励垄断的倾向，这种现象并不是自然垄断，更多是行政性垄断。垄断是扼杀创新的力量，历史上有过一些垄断公司，即便发明了更新的技术，但是为了保护旧有技术，会推迟新技术的应用。在竞争的情况下，一旦有了新的技术创新，就可能出现毁灭性创新，产生新的产品和科技，成为新的企业利润增长点和经济增长点。政府的责任是要建立有利于公平竞争的环境和游戏规则。

　　关于新技术发展方向的选择，东西方有两种选择，日本和韩国倾向于政府制定产业政策并参与科技创新，但是欧美多数国家政府的产业政策并没有成型的体系。结构调整往往需要科技创新上的重大突破，形成新的热点。这一轮经济危机已经进入了第五个年头，但是世界上仍然没有形成类似于信息产业那样具有共识的创新产业，这也可能是因为大家对未来的新兴产业把握不大。目前世界各国都是选了一大批具有发展潜力的产业，但从历史上来看，如果真的具有较大发展潜力，一个产业就足以推动结构调整的完成。当前，我国必须通过竞争与技术创新让市场尽快寻找到这个新兴产业，这是当前经济调整的重中之重。

　　减库存越彻底 经济反弹越有力

　　为了应对经济下滑，中国政府在短期需求管理方面出台了力度比较强的政策，包括金融危机之后的一揽子刺激计划，包括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房地产和汽车的刺激政策等等。从效果来看，刺激政策让经济保持了连续四个季度的强劲反弹。随后，政府选择了让部分刺激政策退出，但接下来便是连续七个季度经济减速，这说明世界经济的周期性调整并没有结束，中国经济的调整也很难马上结束。

　　经济刺激过程中，我国的结构调整更多注重具体的十大产业，但是在减税和反垄断方面的力度不强。结构性调整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比如内外需结构的调整现在进展非常大：危机之前，净出口占GDP比例最高达到8.9%，去年降到2%左右。国际上认为，这个比例正负4%以内都是合理的，说明中国在由过度依赖外需转向依靠内需方面比较成功。危机发生后的前两年，拉动经济的主要力量是投资，但最近两年越来越注重扩大消费。到今年上半年，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出现消费对GDP的贡献率超过了投资。所谓的结构调整，如果从内容上来看，就是需求结构调整，但是供给结构也需要调整，比如工业和服务业结构调整，工业里面也有劳动密集、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行业的调整。遗憾的是，刺激政策以后，本来应该淘汰的过剩产能却保持了继续增长的态势，出现了煤电油运紧张、环境污染恶化等情况，在未来的结构调整中，一大任务是淘汰已经超出我们资源能够支撑和国内实际需要的落后产能。

　　政府不应过于追求经济增速，而是要下定决心淘汰落后产能，同时还要注意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即去库存化之后有个去产能化的过程。我国过去经历过很多次去库存化，但是没有真正经历过去产能化，如果不淘汰落后产能，很难走出新的经济增长周期，这是本轮经济转型的最重要的特点。

　　去库存化有两个最重要的技术节点，第一就是工业库存的增长率要低于工业生产的增长率，出现相对减库存;二是工业库存出现负增长，即绝对减库存。现在还没有出现工业库存负增长，甚至相对减库存都不显著。所以即使经济见底，基础还是非常脆弱。减库存越彻底，经济反弹越有力，如果拖泥带水，反弹就会乏力，甚至出现反复。

　　更重要的是去产能化任务没有实质性展开，这个任务被我们特有的政企关系所阻挠。以光伏产业为例，4年前还是新兴产业，4年后就成为过剩产业，背后不完全是市场的因素，有各级政府的原因，人为培育新兴产业，出现了“高水平”重复建设。我国钢铁行业经过50年的发展，现在成为过剩行业，而仅仅4年时间就可以让一个高技术的光伏行业成为过剩行业。不管国外是否双反，光伏产业既然面临去产能的压力，就应该选择让市场自己去调整，这样的话，过程可能比较残酷，但是调整的时间比较短，而且相对彻底。如果让政府有形之手去干预市场的无形之手，地方政府都想挤垮其他地区的企业，会延长调整的时间，推迟去产能化的过程。

　　中央政府解决周期性调整的问题已经非常卖力，但在结构调整方面，政府应该把握好当前的时机，不能因为有形之手的过度干预错失了调整的好机会。稳增长和调结构应该是并重的，不解决结构问题，增长也是稳不住的，也是低水平的。

　　创造人口二次红利

　　真正的实质性结构调整是增长要素结构的调整，过去增长更多依靠大量的要素投入，很多要素价格低于国际水平。金融危机之后，高能耗产业进一步扩张，暴露了资源和环境约束问题，经济需要从粗放型增长模式转向依靠劳动者素质提高的集约增长模式。可以看到，每年新增加的转移劳动力数量在减少，未来要改变过于依靠数量红利的情况，进行二次创业，通过提高对人口素质的投入，争取人口质量红利，可以称之为人口二次红利。

　　我们现在是人口大国，或者说人力资源大国，但不是人才大国。大部分产业工人只接受了义务教育，没有接受过职业教育，这使得我国的产业工人素质低于日本、德国等国家。有差距就有潜力，现在都在担心中国的人口红利枯竭，但人口红利不会一下子就结束，如果能够通过教育、科技制度改革，让更多的产业工人接受职业教育，或者薪酬制度鼓励大家提高专业素质，完全可以通过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使人口红利得以延续。这个过程不会自发形成，需要政府加以引导。

　　另外一个重点是经济增长要更多依靠科技进步来拉动，中国经济现在缺乏新的增长点，资本市场缺乏热点，一个很大的矛盾是技术短期而资本过剩，资本找不到可以带来惊喜回报的技术，而国内外资本市场成功的故事都是关于科技的。美国在金融危机以后，经济表现不如中国，但是股市上的表现较好，明星股层出不穷，原因就是有一些可以讲故事的公司出现。当然，科技创新不是在原来的结构上进行，曾经的IT大佬，包括微软、IBM等，在此轮复苏中表现都不是很好。

　　消费有望成为结构调整中的热点

　　从需求结构来看，中国结构调整中最有希望成为热点的无疑是消费。中国的投资和出口过去有过非常精彩的表现，下一阶段的主角将是消费。我国东部地区的人均GDP已经超过了1万美元，随着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主义兴起，会带动消费结构中新的消费热点出现。与此同时，中国由于人口众多，地区差异较大，未来中国经济可以分工成两个角色：东部是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中西部地区继续担任制造业基地的传统角色，从而形成两极推动。

　　需要注意的是，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出现过同时扮演两个角色的情况。所以，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未来增长潜力依然巨大，完全可以把这个优势作为打破“亚洲国家30年增长大限”规律的重要基础。

　　在经济低谷期，很多人看到困难多一些，对中长期发展的基本面看得少一点，所以对结构调整不乐观，对于经济增长速度比较悲观。如果我们都是看东部的情况，可能确实是这样，但中西部地区还有很大的制造业发展空间，所以中国经济不应该是放缓的走势，增长速度有可能会更高一些。

　　国家信息中心预计，“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在8%左右，现在是在潜在能力的下方运行。在结构调整和市场低迷时，不应该受悲观情绪影响，站在历史长河里面，冷静地想想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完全可能通过结构调整，重新走上快速增长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