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普遍的错误概念—欧元区是一个没有财政联盟的货币联盟。但这反映的是对货币联盟含义的严重误解。货币联盟之所以成为可能，唯一的原因是欧盟国家间已经实现了深度一体化—而共用一种货币深化了这个一体化。

　　如果欧洲货币联盟比许多人想的更有韧性，其唯一原因是质疑它的人误判了它的政治面。他们低估了欧元区成员国之间的联系、它们集体投资的规模以及它们联手解决告急的共同问题的意愿。

　　但同样明显的是，我们的货币联盟仍不完善。两年前，所谓的“四主席”(欧盟理事会主席与欧盟委员会主席、欧洲央行行长和欧元集团主席)做出了这一诊断。此外，尽管在某些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其他方面的工作仍有待完成。

　　但“完善”货币联盟意味着什么?最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创造一系列条件，使加入其中的各国能获得更大的稳定与繁荣。加入其中比位于其外更好。

　　在其他政治联盟中，凝聚力通过强大的共同身份来维持，但往往也通过富裕地区和贫穷地区持久的财政转移从而在事后实现收入平均来维持。在欧元区，这一国家间的单向转移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存在(欧盟一体化政策中确实有关于转移支付的内容，但规模有限制，并主要是为了支持低收入国家或地区的“赶超”过程)。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另辟蹊径，来确保每个国家都会因为加入欧元区而持续变得更好。

　　这主要意味着两点。首先，我们必须为所有国家创造独立繁荣的条件。所有成员国都需要能够利用单一市场中的比较优势来吸引资本、创造就业岗位。它们还需要足够的灵活性以快速应对短期冲击。这就需要采取结构性改革来刺激竞争、减少不必要的繁文缛节、增强劳动力市场的适应力。

　　到目前为止，是否实施这类改革基本上仍是国家的权力。但在像我们这样的联盟中，这显然也是共同利益。欧元区国家需要相互依赖来实现增长。更基本的是，如果结构性改革不足，导致了货币联盟内部的持久分化，就将制造退出(欧元区的)幽灵—所有成员国最终都会因为这一幽灵而蒙受损失。

　　在欧元区，各地的稳定与繁荣取决于各国共同繁荣。因此，有很强大的理由在欧元区内共享更多的主权—这样才能构建真正的经济联盟。这不仅意味着加强现有程序，还意味着共同治理：从合作转变为共同决策，从规则转变为机构。

　　财政转移缺位的第二个影响是各国需要更多地投资于其他机制，以共担冲击成本。即使是较灵活的欧元区经济体，内部调整也永远慢于拥有本国货币时的情形。因此，风险共担是防止衰退留下永久疤痕、刺激经济分化的关键。

　　解决方案的一个关键是通过金融一体化来改善私人风险共担机制。事实上，我们越是不希望公共风险共担，就越需要私人风险共担。欧元区银行联盟应该成为鼓励深化银行部门一体化的催化剂。但风险共担也事关资本市场改革深化，特别是股市，因此，我们还需要快速推进资本市场联盟。

　　但是，我们仍必须承认财政政策在货币联盟中的关键作用。专注于欧元区价格稳定的简单货币联盟无法应对只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冲击。因此，为了避免长期的地方崩溃，国家财政政策起到稳定作用至关重要。

　　要让国家财政稳定器起作用，政府必须能够在经济受压时，以低廉的成本借贷。强大的财政框架对于实现这一目标、阻止国家间传染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但危机经验表明，在极端市场紧张的时期，即使是坚挺的初始财政状况也无法给溢出效应提供绝对保护。

　　因此，我们更加需要经济联盟：如果提高国家对未来增长前景的信心，它们采取消极措施应对暂时性赤字升高的可能性就越小。通过让政府致力于结构改革，经济联盟可以提供让各国真正摆脱债务的压力。

　　说到底，国家间经济趋同不能只依靠设立货币联盟的门槛与标准，或者设立有时需要满足的条件。国家间经济趋同需要一个随时随地都要满足的条件。出于这一原因，要完善货币联盟，我们最终必须深化我们的政治联盟：在新的机构秩序中明确权利和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