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业内获悉，今年以来制造业吸收外资下滑的态势已经引发相关部门的高度关注，目前商务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酝酿外商投资新政，着力引导沿海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打造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升级版，相关思路已经大体成型，具体政策有望在年内出台。

　　近日，德国体育用品巨头阿迪达斯CEO赫尔伯特·海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亚洲国家的生产优势正在逐渐削弱，“面对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我们将利用机器人来进行生产，生产线将回归欧美等消费地”。

　　这只是近年来众多外商投资制造业企业向外迁移案例中的一个。随着我国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的攀升，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从东部沿海地区向海外低成本地区转移日渐形成趋势，这带来我国制造业外商投资和加工贸易的双双下滑。

　　相较而言，我国服务业外商投资增速快于制造业的趋势则越来越明显。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外商投资同比增长8%，制造业外商投资则同比下降了2.8%。从比重来看，服务业外商投资占比已经高达70.4%，遥遥领先于制造业，而在2011年我国服务业外商投资占比才首次超过制造业，并在2013年首次占比过半。

　　去年底，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凯瑟琳·韦恩率领的贸易团在北京完成了一年之内的第二次访华之旅。

　　由85位成员组成的贸易访华团，行程包括南京、上海、香港、北京四地，试图加深与中国各界的合作。加拿大安大略省公民、移民及国际贸易厅厅长陈国治当时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注意到中国在“十三五”时期将非常注重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而安大略省的企业对污染治理等环保领域非常具有优势，对来华投资很感兴趣。据介绍，在清洁能源领域，枫叶能源公司与中国企业10亿加元的合作投资，将为中国开发商提供先进的地热技术。

　　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信息技术服务、数字内容及相关服务、研发与设计服务外商投资同比分别增长305.9%、67.9%和34.9%。医药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外商投资同比增长分别为107.8%和74.9%。

　　记者了解到，制造业和服务业外商投资“一冷一热”的趋势已经引发相关部门高度关注，商务部等部门早于今年年初就开始酝酿相关外商投资新政，作为整个外商投资政策框架顶层设计的重要一环，外商投资政策将更加突出精准化和市场化。

　　其中，引导外商投资“西进”成为重要举措之一。相关人士告诉记者，酝酿中的政策将从土地、财税、保险、用工等多方面发力，引导外商投资从东部沿海转向中西部地区而不是迁移到海外。“比如说，承接转移的中西部地区将享受土地使用、税收、员工培训等方面的优惠，同时允许沿海地区产业转出之后的工业用地可转变为商业、旅游、养老等用途。”

　　对外经贸大学外国直接投资研究中心主任卢进勇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服务业外商投资的占比上升确实是结构优化的表现，我国的引资目标也不再仅仅是资金和技术，还包括智力、网络、研发、企业运行机制等一整套新的东西。外商投资促进政策，也已经从早期的外资超国民待遇转变为国民待遇。“新时期如何更好地支持外资发展是下一步要重点解答的问题。”卢进勇说。

　　联合国贸发会议经济事务官员梁国勇对记者表示，随着中国劳动力等要素价格的提升以及东西部发展落差的缩小，跨国公司产能向海外转移的规模必然加大。从长期来看，这是“腾笼换鸟”、释放要素、优化资源配置的必然过程。从短期来看，难免在就业和经济增长方面带来一些“阵痛”。另一个可能的负面效应是“产业空洞化”。因此，引导产业“西进”、防止外资“南逃”确实是当前非常重要的课题。在他看来，引导政策设计要更多地考虑基础设施、产业集群、政策支持、制度成本、政商关系等因素。

　　除了引导产业转移之外，记者了解到，打造开放区升级版，将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一带一路”更好地融合，也将是外商投资新政的重要内容。事实上，作为吸收外商投资的重要载体，开发区吸收了七成以上的外商投资。目前我国219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正面临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

　　梁国勇表示，开发区的转型升级路径应该因区而异，因地制宜。吸引在特定行业中居主导地位的强势企业入驻可能成为一个捷径。

　　此外，“稳定外资数量仍有现实意义，但着眼高端、提高质量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