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矿石长协价格年度谈判的背景及发展历程

　　铁矿石长协谈判有近百年的历史，而铁矿石国际贸易是随着日本钢铁工业的蓬勃发展和贸易全球化而日渐成熟的，并在80年代初逐渐形成了特定的交易惯例和价格机制――年度定价长协机制。在 1950 年以前全球铁矿石资源供应充足，交易方式以现货交易为主；20 世纪 60 年代，钢铁工业快速发展的日本由于国内资源贫乏而成为澳大利亚铁矿石资源的主要买方，双方为了加强合作开始签订短期合同，并在 60年代后期逐步发展为长期合同，铁矿石量和价都锁定10-20年；20 世纪 70年代，欧美借鉴日本经验大量利用进口铁矿石和签订长期合约，导致国际市场上的铁矿石供需日趋紧张，铁矿石出口国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在 1975 年成立了铁矿石输出国组织，增强了谈判力量并改签长期合为短期合约。

　　铁矿石长协定价机制决定年度铁矿石价格的谈判开始于1980年（1981财年），此后谈判机制逐步稳定并延续了近30年左右。其框架是：铁矿石供需双方长期协议“定量不定价”；价格一年一谈；确定“首发价”后，其他矿山公司和钢厂进行确认跟随。在长协合同中定死了供货的数量或采购的数量，期限一般达到5～10年，甚至达到20～30年。根据惯例每年第四季度开始，由世界主流铁矿石供应商与其主要客户进行谈判，决定下一财政年度铁矿石价格，价格一经确定，双方则依照谈定的价格在一年内执行。铁矿石需求方中的任意一方与铁矿石供应方中的任意一方价格达成一致后则谈判结束，国际铁矿石供需双方均接受此价格为新财年的价格。这一谈判模式即“首发-跟风”模式；且计价基准为离岸价，同一品质的铁矿石各地涨幅一致，同一类型各品质铁矿石涨幅一致，即“离岸价、同涨幅”。

　　铁矿石长协年度谈判机制的出现与变革都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的，在当时的背景下，年度定价机制对双方都有利，对主要买方日本来说年度定价合同有利于稳定货源与钢厂的生产计划；而处于发展阶段三大矿山而言，年度合同能够使其在年初就获得银行的贷款，有利于其快速发展。而最终形成年度长协价格谈判机制的理由如下：其一，铁矿石用途的唯一性(只能用于钢铁厂)使得矿山致力于与钢厂建立稳定的、长期的合作关系；其二，双方的长期合同对于矿山项目投资方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稳定的销售市场让矿山投资方面确信其投资能获得良好回报；其三，对于钢厂来说，钢铁生产是一个连续的过程，需要得到了稳定的铁矿石供应渠道，而且长期稳定的数量、价格有利于保持铁矿石库存水平的最优化；其四，比较稳定的钢材生产成本，也便于钢厂制定钢材的出厂价格，保持比较稳定的利润水平。在中国没有参与长协谈判以前，世界铁矿石供需情况总体上比较稳定，矿山的供应和钢厂的需求变化不会过大，价格的波动幅度也就相对较为平缓，因此这一模式受到了钢铁企业和矿企的双双青睐。

　　传统的铁矿石年度长协谈判主要在全球三大铁矿石生产商和全球各大钢铁企业之间举行。在中国采购崛起之前，世界铁矿石长协谈判是三大矿山和日韩美欧几家大钢厂之间势均力敌的垄断博弈，这些钢厂和矿山之间彼此还有交叉持股。根据传统的谈判习惯，国际铁矿石市场分为亚洲市场和欧洲市场。其中亚洲以日本的新日铁和韩国的浦项为代表，在欧洲以德国阿赛洛为代表与世界铁矿石主要供应商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力拓以及巴西淡水河谷公司，分别确定亚洲市场和欧洲市场铁矿石产品价格。作为全球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2003年底（2004财年度谈判）宝钢作为中国钢企代表加入到了铁矿石谈判的队伍中来，而宝钢的加入以及中国对铁矿石的巨大需求量逐渐成为改变铁矿石长协谈判格局的因素之一，这一内容我们将在后文中详细分析。但纵观中国参与铁矿石长协谈判后这几年的谈判结果可以发现，不论中方如何辗转腾挪，都很难将三大矿商逼退一步，换来的只是铁矿石价格的一涨再涨。

　　2008 年由于海运费的大幅上涨，以及现货价远高于长协价等因素，各大巨头纷纷显露出对现行定价机制的不满，积极谋求对自身有利的定价方式。最终“首发-跟风”和“同涨幅”的规则被打破，在淡水河谷谈定首发价后，力拓单独争取到了更大的涨幅；原有的铁矿石谈判机制面临再一次变革。2009年度的谈判是空前的“马拉松”，在日韩钢厂与三大矿确认了“首发价”后，中国方面没有执行“跟风”的规则，不承认日韩接受的33%的跌幅，并与三大矿山之外的FMG达成了价格略低的协议。但实际上，中国协议钢企大多按照日韩协议价购买长协矿，但长协的执行比例大幅下降，有一部分资源不得不以现货价购买，铁矿石长协谈判就此破裂。

表1：铁矿石历年谈判结果一览表

数据来源：联合金属网

　　在2010年3月，全球第一大铁矿石生产商淡水河谷率先宣布改变原有的销售政策，执行更为灵活的铁矿石定价模式，原有年度基准定价机制改变为季度定价。之后全球第二大铁矿石生产商力拓和第三大铁矿石生产商必和必拓紧随淡水河谷宣布与多数亚洲客户以到岸价并在更为短期的价格基础上达成了铁矿石价格协议，从而取代以往的年度价格合同。至此延续了近30年的铁矿石年度定价机制也随之瓦解，转而代之的是季度定价机制。当然季度定价协议的改变并非没有先兆，早在2009年铁矿石谈判最焦灼时，就有相关人士预计未来中国市场的矿价合同可能“半年一签，或每季一签”。2010年3月国际炼焦煤谈判（澳洲矿企与日韩钢企谈判）首次引入季度定价协议，给随后的铁矿石谈判带来强烈的变化预期。经过这一年矿石市场价格形成新秩序建立，虽然表面上大家还保留着协议矿，但实际上已经改变了协议矿占主导位置的面貌。在此期间，就在季度定价协议墨迹未干，仅仅试水两个季度之后，全球三大矿商之一的必和必拓又开始游说我国钢厂采取更新的定价方法――月度定价。2011年6月23日，力拓方面也表示放弃季度定价，将转向更为灵活的铁矿石定价策略，包括按季度、月度甚至每天进行定价。至此铁矿石长协价格谈判机制已经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铁矿石定价周期短期化渐成趋势。

表2：铁矿石价格与定价机制变迁

数据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2010年4月三大矿山公司打破了一年一度的铁矿石谈判模式之后，将之改成了季度定价模式的同时也发展出了指数定价。所谓指数定价就是钢厂和矿山约定以前3个月指数平均价格，确定下一季度长期合同铁矿石价格，指数由第三方咨询机构公布。从2010年起，三大矿山开始通过指数定价的方式，对每个季度或每个月的铁矿石价格进行调整，所使用的指数主要参考现货市场的价格走势。目前国际上已有不少机构率先推出了铁矿石价格指数，并且得到了实际运用，包括有TSI指数、普氏指数、金属导报MBIO指数等。尤其是普氏指数，已经被矿业巨头纷纷引用，成为主流定价标准。不久前普氏指数收购了在铁矿石套期保值业务上领先于其他同类服务商的TSI指数，垄断地位进一步加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铁矿石定价服务市场的激烈竞争局面。实际上铁矿石指数定价体系的形成是金融财团完成“坐庄”的第一步。只要保证铁矿石指数波动性足够大，且有足够的钢厂、贸易商参与到掉期市场中来，金融财团便可坦然坐庄，在钢厂与矿商之间低买高卖掉期合约，从而获得稳定的价差收益。

　　中国加入铁矿石长协谈判及带来的影响

　　中国钢铁业在改革开放之后一直在悄然发展壮大过程中，并在进入21世纪之后达到了一个高潮，截至2009年中国的粗钢产量占全球粗钢产量的比重达到了47%，占据了全球钢产量的半壁江山；生铁产量更是占到全球的60%以上，全球钢铁业格局的这一巨大变化埋下了铁矿石年度定价体系瓦解的种子。中国钢铁工业进入超速发展期的同时也带来了对铁矿石的大量需求，并导致了对进口矿的依存度逐年攀升，这也成为中国加入铁矿石年度长协谈判的原因。据海关统计，1990年国内铁矿石进口量仅为1419万吨，1995年进口铁矿石为4115万吨，至2002年增长为11149万吨，年均递增18.7%；2003年我国矿石进口量达到1.48亿吨，成为世界第一大矿石进口国，铁矿石也成为中国外贸进口数量最多的货种；到了2009年国内进口铁矿石的数量达到了6.28亿吨的历史峰值。2000年国内进口铁矿石占全球铁矿石海运贸易的16%；2009年国内进口铁矿石占全球铁矿石海运贸易的达到了68%，占国际干散货海运贸易总量的13%。

　　不过中国铁矿石需求市场与欧美和日本市场相比有一个很大不同之处，即存在两个市场――协议矿市场和现货矿市场。由于国内中小钢厂拿不到全球主要矿山的长协矿份额，所以滋生出一个中国独有的现货矿市场，而且“越长越大”，而现货矿市场的大规模发展成为影响到长协谈判机制破裂的诱因之一。在2004年以前，中国铁矿石现货交易虽存在但规模较小，而且价格低于长协价；而在2004年之后现货市场规模逐渐膨胀，到2009年交易量已超过3亿吨，占中国铁矿石总进口量的60％，同时长协矿和现货矿的价差逐步凸显。这也使得国内铁矿石倒卖渔利的现象严重，大量协议矿成为被倒卖的对象，三大矿山作为供应方当然垂涎于现货市场所获得的高利润，因此也一直在寻找打破长协框架的方法。在2005年度的谈判中，必和必拓就已基于“到岸优势”提出“运费加价”的问题，虽然该要求最终没有达成协议，但在共同声明中有一个共识：今后将进一步商讨完善矿价定价机制。在2008年度的谈判中，澳矿终于实现了“运费加价”的要求，这次谈判虽然尚在传统机制框架内，但被业内视作“撕开了定价机制改变的一个口子”。

　　2008年金融危机的到来终于给予了三大矿山期盼已久的打破长协议体制的机会（或者说是借口）。金融危机使得全球钢铁业需求萎缩，中国钢铁企业当然也在劫难逃，钢铁产品需求的萎缩直接导致了铁矿石需求量的大幅下降，而铁矿石现货价格更是因此一落千丈，远远低于当年协议矿的价格。现货矿与长协矿价差的翻转使得不少中国钢铁企业开始拖延进口长协矿，转而购买价格更低的现货矿，也即三大矿山所指责的中国钢厂“违约”，国内钢厂与三大矿山之间的价格矛盾逐渐开始显性化，这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是日照钢铁被诉“违约”而遭遇1.14亿美元天价“罚单”的事件。因此继2008年力拓率先打破了“首发价-跟随”的长协年度谈判惯例后，2009 年中国方面则同样没有执行“跟风”的规则，即不承认日韩接受的33%的跌幅，并与三大矿山之外的FMG达成新的协议。2010年铁矿石价格的持续上涨使得谈判双方僵持不下，近几年来积累的问题终于集中爆发，三大矿山也就铁矿石定价“长协改短约”形成统一战线，持续了近30年的铁矿石年度定价机制终于土崩瓦解。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铁矿石长协定价机制转变的偶然性中存在着必然性，新的全球钢铁业供需格局必然要求新的铁矿石定价机制与之相匹配。

　　铁矿石长协价格谈判破裂的根本原因

　　决定价格变化最根本的因素还是供求关系的变化。维持将近30年的传统铁矿石定价机制，是在全球钢铁业和矿石供求相对平稳的时期确立的；而随着全球铁矿石市场供求格局的不断变化，供需双方的实力已经明显不均衡。供给方的垄断地位决定了三大矿山对铁矿石价格具有较强的操控权，而需求方的相对分散决定了其弱势地位。供需双方实力平衡的局面被打破，而供方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必然会要求对以前的定价机制进行修订，这是铁矿石价格长协谈判破裂的根本原因所在。

　　从供给方来看，2009年全球铁矿石产量达到22.13亿吨（湿吨，原矿），其中淡水河谷、力拓、必和必拓分别占比16%、10%、7%，扣除中国生产的8.8亿吨原矿（基本在国内消化，出口很少），还剩余13.33亿吨，这其中三大矿山占比超过50%，可见三大矿山在产量上占有绝对的控制权。再从与铁矿石谈判价格密切相关的全球铁矿石贸易量来看，进入21世纪以来，三大矿山的铁矿石出口量呈现快速增长趋势，2008年一度逼近6亿吨，占全球海运量的比例最高也逼近70%；2009年三大矿山纷纷压缩了其自身产量，导致这一数值与比例有所减少，但依然没有改变其垄断的地位。供给方的强势决定了铁矿石价格在很大程度上被供方操控，以使其符合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相比于如此强势的供给方，需求方则显得十分弱势。2009年全球粗钢产量为12.197亿吨，全球第一大钢铁集团安赛乐米塔尔的粗钢当年产量仅为0.732亿吨，占全球粗钢产量比重为6%；第二大钢铁集团河北钢铁集团当年粗钢产量占全球比重仅为3.3%；全球前20大钢铁集团当年的粗钢产量合计也只占到全球粗钢产量40%。与三大矿山占铁矿石产量占供应方的比重相比可见铁矿石需求方集中度相当之低，尤其中国钢铁生产企业更是分散，因此需求方无法形成利益统一战线，在铁矿石谈判中也就只能处于被动的地位。在铁矿石长协谈判的模式下中国的采购数量和对象已经被绑定，中国的需求优势在市场中的发言权也被彻底的抵消，在需求方弱势的情况下铁矿石供应方在“长协体制”下几乎可以“任意”要价，并导致了铁矿石长协价格节节上涨。而在出现2008年那样不能从体制中获利的情况后，供应方则要想方设法去除这一体制。供需双方实力的严重失衡以及供应方不能再从“长协体制”中获取更大的利益成为铁矿石长协谈判在2009年最终破裂的根本原因所在。

　　另外参与铁矿石谈判的需求方利益诉求的不一致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铁矿长协议谈判机制的崩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对铁矿石长协价格谈判的依赖更胜于欧、日、韩等国。因为在铁矿石价格上涨的背景下中国钢铁企业由于很少持有国际大型铁矿供给商的股份，无法利用分红来补偿铁矿价格上涨所造成的生产利润损失，其损失也是实实在在的。这与欧盟、日本和韩国钢铁企业有很大的区别，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大型钢铁企业基本上都可以通过股权分红补偿部分原料价格上涨的损失，有些甚至可能从中渔利。需求方利益的不同自然对待矿石长协态度有微妙分化。而中国作为铁矿石需求量最大的中国，国内不同市场之间各方利益的不一致使得需求方更类似一盘散沙。由于每年进口铁矿石的数量有限，为了防止国内钢厂抢购国外铁矿石哄抬价格，导致铁矿石价格居高不下，我国对铁矿石的管制越来越严格，只有拥有铁矿石进口资质的企业才能从事铁矿石进口业务。公开资料显示，2005年中国拥有铁矿石进口资质的企业超过了500家，贸易商占一半以上；到2010年我国拥有进口资质的企业已减少至112家，其中拥有进口资质的贸易商约为40家，远远少于国内钢铁企业数量。大部分中小钢企尤其是民营企业不能从铁矿石供应商那里直接采购铁矿石，只能转而向拥有铁矿石进口资质的国内企业采购。对于进口商越来越严格的审批和限制，一方面赋予了国内龙头钢铁企业与铁矿石供应商的谈判能力；另一方面也为进口商创造了权力寻租的空间，长协价购得的矿石大量以市场现货价转售给中小钢企获取差价。同样也因为这一点，不同集团代表利益的不统一使得从2008年开始供需方纷纷出现打破传统惯例的现象，最终导致了长协机制的瓦解。随后三大矿山借此纷纷推出季度定价、月度定价、现货定价、指数定价等各种定价方式，利用掌握在他们手中的定价权来削薄国内钢厂的利润，维持自己的利益。

　　矿石价格金融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避免

　　一般来说价格体系的变革都少不了金融资本的搅局，而铁矿石定价“由长转短”自然也不能免俗。从表面看在长协谈判机制中铁矿石需求方是在和铁矿石供应商谈判，但是铁矿石需求方真正的幕后谈判对手却是国际金融炒家。早在2003年，摩根大通、汇丰等国际金融资本就持有了必和必拓、力拓公司的大量股份，而在每次谈判敏感期，这些所谓的国际投行都会频繁地出报告预测铁矿石价格会大幅上涨，其意图不言而喻。不难看出铁矿石长协谈判机制的破裂只是国际金融机构在铁矿石价格金融化方面迈出的第一步，这一步已明显表现协议短期化、定价指数化、交易金融化的特点，而未来金融因素在铁矿石的价格形成中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实际上三大矿山公司一直在谋求的“长协――季度――现货――期货”这样一条铁矿石定价模式的演变链条。无论是世界大宗商品定价机制的发展现状还是从三大矿山本身意愿来说最后实现从现货定价到期货定价的跨越都将是必然的。因为长协制度的存在，成为铁矿石这个贸易量仅次于原油的世界第二大大宗商品长期缺席世界各主要交易所的原因。而只有长协价真正退出历史舞台后，铁矿石价格的波动性才能随各种因素的变化而显现，其价格风险不断增大的情况下，期货、掉期合约等金融衍生品才能发挥更大作用，众多的金融机构早已经瞄准了这一巨大的目标市场。

　　而从世界主要矿山的公司的股东构成来看，金融财团掌握着很大话语权。无论是淡水河谷，还是必和必拓以及力拓，都有高盛、J.P摩根、花旗、汇丰等国际金融大鳄隐身背后，他们通过各种隐蔽的代理人基金，将世界各地不为人所知的大量资金带入到了传统的铁矿石领域。与淡水河谷相比，力拓和必和必拓的股东中有更多来自金融方面的身影。比如力拓澳洲公司前20名股东共同持有力拓72.41%的股份，其中来自花旗、汇丰、瑞银、新西兰银行、澳洲安保人寿保险等银行、保险和投资公司的股份超过了43%。必和必拓英国公司来自这些金融投资方面的股份比例达到了55.95%。此外在主要矿山公司的股东中，还存在来自JP摩根、花旗、汇丰等几个共同的银行集团。从2010年三大矿业公司的股东结构来看，除淡水河谷的股份主要由本国养老基金控股外，力拓和必和必拓实际上都已经被国际金融资本控制。

　　金融机构成为全球主要矿业公司的股东后，当然要不遗余力的推动铁矿石价格的金融化。一方面通过一些手段操控矿石价格和海运费，另一方面则会在铁矿石谈判的敏感时期，发布唱高铁矿石价格的报告，给市场炒作提供机会。服务于共同的股东机构，使得矿山公司之间的垄断又进一步巩固了供应方的之间的同盟，以期在价格谈判中取得更大的优势。而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得铁矿石作为一种商品，其商品属性不断减弱，金融化趋势不断增强，由此而衍生出各种期货交易品种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在铁矿石长协机制瓦解之后，国际投行更是推出铁矿石掉期交易等诸多金融衍生产品，并且这些衍生品的交易标的还是铁矿石到岸价。本来三大矿山对铁矿石离岸价格已经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了，再加入波动较为剧烈的海运费价格，铁矿石价格进一步沦为投机资金炒作的对象。

　　在铁矿石交易金融衍生品方面，2008年德意志银行和瑞信首先涉足铁矿石衍生品市场，推出铁矿石掉期合约。这种合约的本质是买卖双方对未来矿石价格走势的一种对赌。而作为已经发生现货交易的买方，可通过在铁矿石掉期市场购买合约，来对冲现货市场价格波动所带来的风险。铁矿石掉期交易同期货一样，存在转移风险和价格发现这两个作用，最终能够达到产生这种金融商品的期货价格体系的作用。目前全球有纽约商业交易所，新加坡商业交易所等4家交易所从事该品种的交易和结算。作为全球金属期货的发源地和目前最大的金属期货交易中心，伦敦金属交易所也在积极筹备铁矿石衍生品的上市，而铁矿石期货的上市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期货市场不只是供求双方避险的港湾，也是投资者（主要是投行、基金）大显身手的重要舞台。这些投资者，不仅是资金实际的供求者，他们还可以通过发达的金融市场赚取丰厚的利润。

　　掉期合约的出现也使得铁矿石价格指数化顺理成章，而铁矿石价格指数的出现进而促进了掉期交易的发展。在铁矿石掉期合约推出之后的2009年4月27日，新加坡交易所推出了TSL指数作为其全球首个无缝钢管场外交易清算机制。在最开始的3个月，采用这一指数的交易量加起来不到100万吨。但三大矿山开始推行短期化合约后，TSL指数交易日渐活跃起来。2010年6月29日日本三井商社宣称与瑞士信贷(CS)签署了该国首份铁矿砂掉期交易合约。随后2010年纽约商品交易所也于7月11日推出针对中国进口的铁矿砂掉期期货交易。作为世界铁矿现货销售的最大市场，印度商品交易所2010年9月6日发布一项声明称已与印度矿业联合会)签订了一项合约，将共同研发铁矿石期约。投机商和金融资本正在无孔不入地向铁矿公司股权、铁矿销售定价、铁矿信息编制等铁矿石贸易的各个环节渗透；而铁矿石也从单纯的资源性商品正在转变为金融资本涉猎的领域。

　　铁矿石长协机制是利用钢铁企业和铁矿石供应企业的利益互补建立起的长期依存关系，其将短期利益长期化，也稳定了铁矿石价格的波动，因此有很多人都期望能够重新回归长协机制，但从历史发展的潮流来看，大宗商品定价的金融化已经是大势所趋。上世纪70年代末期的原油定价机制改革、80年代初期铝定价机制改革，以及21世纪初动力煤定价机制改革等都证明了这一点。铁矿石价格如果彻底金融化之后，它的几个特点将更容易被金融力量夸张化：一是高垄断性，二是较高的成本。而铁矿石金融化尤其是期货化之后，更多的非实业买家将介入这一体系，庞大的指数及对冲基金也会将铁矿当成仅次于原油的第二大投资配置品种。届时铁矿的价格将被虚拟化和金融化，它反映的将不是简单的供求价值规模和上下游利润分配体系，而成为财富分配和转移的工具，届时铁矿石市场的情况将更为复杂。

　　铁矿石价格金融化趋势下的应对策略

　　鉴于进口铁矿石对于中国钢铁行业的重要性，在铁矿石长协价格谈判已经实质破裂，像其他大宗商品一样，指数化的未来已经渐成趋势的情况下，现在的关键是如何利用指数化来争取自己的利益。我们必须要有一定的应对策略，而了解、学习、掌握游戏规则并为我所用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应对策略包括加强钢铁行业的产业集中度，即增加海外权益矿的数量，建立中国自己的资源保障体系等；也应该包括顺应铁矿石价格金融化的趋势并推出属于自己的金融化产品，以图在未来金融化的铁矿石市场方面占有自己的一席之位。

　　应对策略之一是加大海外寻矿及投资的力度以及推进铁矿石代理制等。日本之所以对铁矿石涨价能够泰然处之，在于日本钢铁公司早在40年前铁矿石行情还很低迷的时候就开始了全球铁矿石资源战略布局。中国要想与三大矿山形成制衡的力量，就必须加大海外寻矿的力度，只有加大国内钢厂海外权益矿的比例，才能在未来铁矿石价格频繁涨跌中更好地控制自身的成本，立于不败之地。日本欧盟等国能够坦然面对铁矿石谈判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还在于他们实行的是铁矿石进口代理机制，钢厂只需专注于自身的生产经营，而将铁矿石进口谈判等事项都交由具有进口资质的企业来处理。一方面可以免除利益代表不一致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形成统一对外的采购格局，增加在铁矿石谈判中的话语权，这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应对策略之二是进一步提高国内钢铁行业的集中度以及优化出口钢材产品出口结构。国内钢铁行业产业集中度过低导致钢铁产能在钢价上涨阶段会盲目释放并产生产能结构性过剩及过渡竞争等问题。产能不能得到有效控制也导致了对铁矿石进口的无节制，这也是中国每年铁矿石价格谈判节节失利，至今仍受制于人的重要因素。提高出口钢铁产品的附加值，减少低附加值钢铁产品的出口也是抑制铁矿石进口的手段之一，应该尽量避免进口高价铁矿石，再出口附加值较低的钢材产品的恶性循环局面的发生。

　　应对策略之三则是学会利用铁矿石衍生产品。既然铁矿石金融化趋势不可避免，那就要学会去适应它。虽然这些金融产品很大程度上容易被投机资金所操控，但只要我们充分了解和掌握它，就可以对其进行合理利用，达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效果。只有顺应潮流，才能以不变应万变，毕竟在此方面，选择回避不是明智的方法，我们需要正视、研究、并学会利用金融衍生产品。

　　目前国际上正在酝酿铁矿石进入期货交易所，建立铁矿石期货，而国内对此事也在酝酿之中。如果铁矿石期货被批准，无论是三巨头，还是中国钢企，将在铁矿石问题上彻底失去话语权，铁矿石将会被金融市场所操控，铁矿石期货价格将会严重影响现货价格，带来铁矿石价格的不稳定，对钢企控制成本极为不利。一旦铁矿石进入期货交易阶段，铁矿石谈判将不再是矿山企业和钢铁行业之间的谈判，而国内钢企更加难以左右谈判结果。实际上在铁矿石价格正在呈现越来越明显的“金融属性”，由于中国企业在参与国际金融衍生品市场时的经验欠缺和机制束缚使得中国企业在此过程中面临着全方位的竞争压力。随着铁矿石定价转向及其制度掌控的争夺，面对三大企业对铁矿石资源贸易的垄断地位及其背后的国际金融企业的支撑，作为铁矿石进口大国要想增强对资源的控制，无疑要求我们加快国内金融市场发展，为推出自己的铁矿石价格指数以及与之相配套的铁矿石期货合约创造条件。因此因势利导加快推出被广泛认可、具有权威性的我国铁矿石基准指数，对于向世界矿业巨头争取的价格话语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发布的信息，2011年上半年国内进口铁矿石33425万吨，由于进口价格大幅上涨，多支出外汇160.1726亿美元。按上半年人民币兑美元平均汇率6.5计算，增加钢铁行业成本1041.1亿元人民币。为改变我国钢铁企业在铁矿石行业日益任人宰割的局面，中钢协已经宣布，由中钢协牵头拟定的“中国铁矿石价格指数”将于8月试运行，10月份开始，按周公开公布。

　　现有国内外主要铁矿石价格指数简介：

　　目前国际市场拥有影响力的铁矿石现货指数有：美国普氏能源资讯（Platts）的普氏指数、英国的环球钢讯（SBB）的TSI指数以及英国金属导报（MB）的MBIO指数，三家定价方式各不相同。目前TSI指数成为新交所和芝加哥交易所进行铁矿石掉期交易结算的依据，而普氏指数则占据季度定价以及铁矿石现货市场，2011年6月28日普氏宣布已经收购了环球钢讯集团(SBB)。

　　普氏（Platts）指数：2008年6月，普氏能源资讯向全球市场推出了世界首款针对海运铁矿石的每日价格评估服务。一年后此项服务被必和必拓公司采用，成为其全球铁矿石定价指数的依据。普氏指数来源于中国市场的现货价格，最初以62%品位的铁矿石交易价格作为基础制定。普氏能源推出的铁矿石价格指数作为国际三大矿商季度和现货贸易结算的定价基础，俨然成为决定铁矿石价格的官方指数，尤其是今年4月份以后几乎所有的澳矿、巴西矿均参考这一指数。

　　然而普式指数自诞生以来就非议不断，普氏指数的形成过程为该公司在伦敦、新加坡等地的分析师通过电话和即时通讯工具，与市场参与者交流关于交易、询价和报价的信息。在每个工作日结束时（对于大多数亚洲现货市场而言，是中国时间18时30分），普氏的分析师将根据在该时间之前收集的信息进行评估，从而形成当天的指数价格。而普氏指数的形成方法一直不被中国方面认可，中国钢铁工业协会认为其采集信息缺乏科学性和准确性，采集过程并不透明。而更为重要的是普氏指数的核心理念是寻找可成交的市场价位，普氏指数每天都在寻找最高的买方询价和最低的卖方报价来评估当天的指数价格，所以确切地说，应该称之为普氏估价而非指数。这就意味着每日的普氏估价并非当天所有采集信息的加权平均，而是价格发现。即使市场收市前有成交，但如果在成交之后至18时30分前出现更有竞争力的询价或报价，那么这个价格也将会是普氏评估当天估价的主要依据。因此如果一天中没有任何现货交易成交，普氏的估价将会是基于当天最有竞争力的询价或报价。以没有达成交易的价格作为评估价格，从而确定铁矿石季度价格，这正是中钢协认为其不科学、不合理的所在，业内普遍担心这一价格可能被操纵。

　　TSI指数：环球钢讯编制的TSI指数，指数样本为对74家企业的成交数据进行采集，这些企业包括矿商、贸易商以及钢厂，而其所提供的数据不包括询价和报价，完全基于已经发生的矿石交易。根据这些数据的不同品质分级，TSI分析师进行加权平均最终得出当天的指数。目前TSI仅作为新加坡交易所和芝加哥交易所进行铁矿石掉期交易结算的依据，对铁矿石现货贸易市场并没有影响。TSI的所有数据是市场实际现货情况，现货贸易实际成交数据源来自于现货市场上的活跃企业，成交量通过实际市场得出，因此TSI指数成为正在崛起的、已经被中国一些大型钢铁企业意图采用的铁矿石指数。然而在普氏迅速收购TSI后，普氏就成了指数市场的垄断者了，TSI指数未来的发展也趋势也变得难以确定。

　　MBIO：通过与国内某资讯网站合作，样本采集来自该网站的报价，目前使用者较少。

　　中联钢指数：中国联合钢铁网已经于近期推出“中联钢铁矿石价格指数”，创建了能够为中国钢铁行业服务的、得到国内钢铁企业“联合支持”的中国钢铁行业铁矿石价格指数。该指数样本价格采集准确、计算方法科学，均以当天现货成交价计算得出，因此更能反应市场的真实成交情况，相比从买卖双方询价、估价的指数更科学、更准确、更公平、更合理，可作为铁矿石定价基准指数为贸易双方提供更有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