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京唐钢铁）工程部部长杜朝辉清楚地记得去年5月8日是星期六，那天下午2点，杜朝辉参加完接待活动后开车回京，当车行驶到唐山西外环时，曹妃甸的同事来电告知他：1号高炉炼钢主控室电缆失火。

火灾直接导致京唐钢铁近650公里电缆被烧，架空管道焊接钢板开焊，整个炼钢厂区全面停产、半停产长达一年零两个月，经营损失延续至今。

这场意外的事故，为京唐钢铁持续不断的经营亏损添加了沉重的一笔。京唐钢铁持续亏损已被业内人士广为所知，据本报记者获得的资料，京唐钢铁自2009年投产至今，净亏损已超过50亿元。其中，2010年和2009年，京唐钢铁分别净亏损31.37亿元、5.3亿元；2011年，京唐钢铁预亏额再度超过30亿元，今年一季度已净亏损9.13亿元。

作为首钢搬迁的最重要配套项目，京唐钢铁被视为暮气渐浓的首钢重新崛起的押宝项目。2005年底，京唐钢铁在一系列政府政策的“关照”中注册成立，是纳入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的重点工程，股权结构为首钢和唐钢分别占股51%和49%。国家批复京唐钢铁的总投资为677.31亿元；其中，银行贷款为338.6亿元；项目资本金投入为338.71亿元，由首钢和唐钢按照各自股权比例分别出资。

京唐钢铁拥有全国仅有的两座5500立方米高炉，分别于2009年5月21日和2010年6月26日投产。在此之前，国内最大的高炉容积是4500立方米，首钢寄望“把京唐公司建设成为世界最先进的钢厂之一”，“给中国钢铁工业做一个示范”。

京唐钢铁的“示范”作用，还在于其220项先进技术中，有三分之二是首钢自主创新或集成创新。这一点也成为京唐钢铁投产后高炉故障不断的理由之一。

一家总投资达677亿元、设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钢铁企业，一个几乎决定老首钢发展命运的项目，为何如此惨淡开场？

“京唐公司是新技术，有一个磨合、适应的过程，加上设备折旧增多、钢铁业不景气等。” 首钢总经理助理韩庆对本报记者解释京唐钢铁亏损的原因。

首钢董事长朱继民一方面对本报记者承认京唐钢铁亏损事实，另一方面则特别强调，“京唐现在是亏损，并不代表以后还亏损。”

然而，以京唐钢铁今年扩大的亏损额度来看，朱继民的话更多是一个愿望。今年7月，工信部召开全国主要钢铁企业摸底调研会议，据河北省钢铁企业汇报情况，河北省除了京唐钢铁外均有盈利，今年上半年，京唐钢铁亏损近20亿元。

在很多钢铁业观察人士看来，落后的管理方式、产品质量问题、不具竞争的成本是京唐钢铁惨淡开局的主要原因。另外，中国钢企尚未有驾驭特大型高炉设备的经验，而京唐钢铁的管理模式在首钢与河北钢铁激烈的利益博弈中，逐渐演变成为“四不像的怪胎”。如果首钢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经营模式，京唐钢铁“一流设备、二流产品、三流效益”的魔咒将继续上演。

据本报记者了解，唐钢目前已经准备撤出京唐公司，河北钢铁集团人士告诉本报记者，目前双方正在接洽“怎么处理已经投入的资金”。首钢管理人士则认为，唐钢退出后，京唐公司的管理可能更顺畅。

1.国内最大高炉：故障不断

本报记者了解的部分原因是，京唐钢铁的1、2号高炉自投产以来，故障不断，功能发挥不全，直接导致京唐钢铁亏损。

2010年上半年，京唐钢铁经过全力控亏后，仍亏损近7亿元，“亏损额大幅高于预期”。京唐钢铁总经理王天义在首钢董事会上汇报时表示，京唐钢铁2010年上半年增亏原因“主要是接连发生几次大事故，3月底高炉大灌渣事故影响到4月份生产，紧接着又发生炼钢火灾事故，造成了更大损失”。

本报记者获得的数据显示，2010年1-3月份，京唐钢铁各亏损3152万元、4126万元、6620万元，其中，数据显示，3月份各项财务指标全年最优，亏损6620万元主要是因为消化了2009年4000多万元的销售债务；由于高炉故障，亏损从2010年4月开始成倍增加，2010年4-6月份，京唐钢铁分别亏损1.182亿元、1.88亿元、2.3亿元。

知情人士告诉本报记者，京唐钢铁在2010年5月火灾全面停产后，一直到今年7月中旬才全面抢修完毕，部分生产指标至今不正常。“事故对公司的间接损失达十亿元，刚开始评估直接损失达5亿元。”

由于故障不断，首钢部分管理人士开始将难以扭亏的原因归咎为高炉设备设计存在缺陷，甚至有人认为，首钢上5500立方米高炉有点“好大喜功”。

实际上，当首钢向外界披露京唐钢铁要建两座5500立方米高炉时，部分业内人士对此提出异议。

有钢铁界同仁提醒，国内宝钢最大的高炉也不过才4500立方米，国内尚不具备5500立方米高炉的操作经验。也有来自日本钢铁企业的人员再三劝导，首钢不要搞这么大的高炉，尽管世界上13座5000立方米以上高炉有11座建在日本。

本报记者曾随行来自日本新日铁、台湾中钢、韩国浦项的4名技术人员参观京唐钢铁1号高炉，四位技术人员均对高炉的先进装备表达了赞叹之情，但均认为实际操作存在风险。

国内高炉专家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对流程控制的担心，前冶金部副部长周传典的观点是：5500立方米的高炉“国内没有，国外很少”，流程控制上存在诸多风险，而能耗环保等指标上也并不尽如人意，建议上4000立方米的高炉。

但朱继民认为，对于建立5500立方米高炉，首钢已做了充分研究，并通过考察日本的大高炉发现，同样的物料条件，4000立方米与5000立方米的炉子没有区别。另外，高炉容积是衡量一个国家钢铁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一旦建成5500立方米高炉，中国的大型化高炉将从此进入一个新阶段。

在京唐钢铁内部总结火灾事故原因时，朱继民强调，从2号高炉投产的情况来看，高炉设备不存在明显的硬伤，“从工程施工、设备本身方面不存在影响今后发展的大问题，应该说目前的装备水平具备了达到设计水平、发挥系统优势的条件”。

朱继民还含蓄地反驳那些认为京唐钢铁设备设计存在缺陷的人士，“无论对设计、施工有什么意见，都已经成为事实了，不要一出问题就往前期设计、施工质量方面找原因。”

争议之下，由于缺乏操作特大型高炉的经验及合理的配套条件，首钢正承受着前所未有的生产压力，尤其是去年6月2号高炉投产后，王天义直呼，“2号高炉投产是对我们的真正考验，这次狼真的来了，干不好就可能真被狼吃了！”

因为，2号高炉投产，意味着京唐钢铁失去了用全部设备、人员来保证一座高炉生产的优势，一旦炼钢系统出现问题，就会立刻积压铁水，板坯也会很快积压堵库，只能依靠外销板坯来解决问题，而当前的市场形势并未给外销板坯带来更多利好。

另外，也有人认为，首钢缺乏全系统的生产调度能力。2010年6月，2号高炉投产后，京唐钢铁陷入更深的亏损。本报记者获悉，京唐钢铁2010年原本预亏15亿元，在2010年上半年亏损近7亿元后，随着2号高炉投产，2010年下半年亏损额扩至25亿元，为上半年亏损额的3倍多。

据了解，为了召集更多力量解决京唐钢铁的高炉技术难题，朱继民在今年接任武钢总经理邓崎琳担任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会长后，专门成立“高炉生产技术专家委员会”，试图集中行业力量破解京唐钢铁特大型高炉生产技术难题。

朱继民对本报记者表示，京唐钢铁的故障属于磨合阶段的正常现象，终究会得到解决。

2.高成本低售价：投产前已埋亏损伏笔

“用最好的设备、吃最好的料”，生产出的产品质量和品牌并未得到市场认可

实际上，京唐钢铁的亏损在投产之前就已发生。

京唐钢铁1号高炉原计划于2008年10月投产，但由于金融危机来袭，最终于2009年5月投产，投产期延迟半年多。

一位京唐钢铁内部人士告诉本报记者，首钢当初为最初的投产计划做准备，储存了大量焦煤和铁矿石，结果市场突变，损失达数亿元。

此后，随着京唐钢铁一期主体工程全面竣工投产，除去高昂的固定资产成本，京唐钢铁的产品成本不但普遍高于市场同类产品，还面临“低价还卖不出去”的窘境。

上述京唐钢铁内部人士介绍，从炼铁到炼钢的加工成本，京唐钢铁比唐钢股份高400元/吨，相当于唐钢股份加工成本的35%，也就是说，京唐钢铁用唐钢加工1吨钢的成本，只能加工0.65吨钢。

即便是与首钢旗下另一家分公司迁安钢铁相比，京唐钢铁不但生产成本比迁安钢铁高180元/吨，同类产品售价还比迁安钢铁低150元吨，相当于总成本比迁安钢铁高330元。

京唐钢铁一大成本陷阱，在于其设备先进度对原料品质的高要求。据本报记者了解，京唐钢铁在设计之初，本着从节能环保的角度出发，全部使用高品位进口铁矿，以避免低品位铁矿采选带来的污染问题。其中，进口矿的质量满足烧结矿含铁量（品位）达到58.7%以上、高炉入炉矿综合含铁量61%的要求。

而在目前铁矿石定价机制上，高品位铁矿石与普通品位铁矿石价差越来越大。例如，在国际矿商普遍采取的普氏指数定价机制中，矿石品位每提高1%，价格就增加1倍的“含铁量1%差价平均值”。宝钢曾带头对这一定价方式提出异议，认为该定价方式对使用高品位矿的钢厂成本带来不合理的压力。

因此，由于京唐钢铁高炉容积最大，对原料品位要求最高且100%依赖进口，铁矿石涨价对京唐钢铁带来的成本压力也比同类钢厂要大。

然而，即使京唐钢铁“用最好的设备、吃最好的料”，生产出的产品质量和品牌并未得到市场认可。

按照王天义的要求，京唐钢铁目前以鞍钢为对标榜样。但以京唐钢铁的主打产品普通冷轧板为例，即使是在京唐钢铁同等水平的产品售价比鞍钢低300元/吨的情况下，下游客户宁可购买鞍钢的产品。宝钢的同类产品更是比京唐钢铁高700-800元/吨，但“下游用户缺了首钢行，缺了宝钢不行”。

据原冶金部副部长吴溪淳的分析，京唐钢铁普通冷轧板售价低的原因，一是产品质量存在问题，二是客户对产品品牌不认可，三是京唐钢铁销售渠道、用户定位存在问题。

按理说，首钢当初力排众议、不惜血本上马5500立方米特大高炉的目的是生产高附加值产品，但在业内看来，京唐钢铁“用世界一流的设备，生产出了二、三流的产品”。

一位业内专家对本报记者表示，京唐钢铁产品质量不过关的原因在于高炉技术不过关，生产不稳定，产品质量没有保证。

例如，2010年底，由于新产品研制过程中工艺标准、质量控制不严，京唐钢铁发生严重质量事故，涉及质量异议总量达6400余吨，赔偿客户直接经济损失在100万元以上，同时也给京唐钢铁产品形象造成不良影响。

除了质量问题，京唐钢铁的产品结构也饱受业内诟病。按照首钢的规划，京唐钢铁是其“在搬迁中实现产品结构调整转型，打造高端板材和精品长材”的依托，主要产品为高端的汽车、家电和电工用钢。

尽管京唐钢铁上述产品定位理论上合理，但具体到市场销售层面，由于京唐钢铁的产品缺乏特长，销售渠道有限，并且是与河北钢铁、鞍钢、宝钢等传统板材生产商竞争，因此，京唐钢铁的产品并无竞争力。

一位首钢顺义冷轧厂的下游用户对本报记者表示，“京唐的产品哪怕比顺义再低100元/吨，我也不愿意买。”

京唐钢铁还面临融资难题。朱继民在内部坦承，京唐钢铁面临严峻的客观经济环境，在国家4万亿元投资和各地政府的投资拉动后，项目配套资金不足，全国人大在清理各地政府的投资情况时发现，许多项目建设可能因为配套资金不足而延缓进度。

融资难是一方面，融资成本提高则进一步加大了京唐钢铁扭亏的难度。来自中钢协的数据显示，2011年上半年，国内主要钢厂的财务费用同比大幅增加33.79%。

知情人士告诉本报记者，京唐钢铁的财务费用高于中钢协统计的行业平均水平，并且负债率高于预期。

按照原计划，京唐钢铁批复总投资为677.31亿元，但由于建设成本上升、后期投资把关不严等问题，京唐钢铁实际投资大大超出预算。据本报记者获得的数据，截至2011年3月末，京唐公司总投资已达732.34亿元，超出计划投资55亿元。

京唐钢铁的负债率也大于预期。截至今年一季度，京唐钢铁总负债达488亿元，负债率约66.7%；银行贷款为356.5亿元，其中项目固定资产贷款287.5亿元，流动资金贷款69亿元。

3.自己考核自己：“四不像”的管理模式

“宝钢的经验我们没有学到位，母公司的优秀经验吸收得也不充分”

京唐钢铁在成立之初，打出了“四个一流”的口号，分别是产品一流、管理一流、环境一流、效益一流。如今，一些员工戏称这一目标为“四不像”，尤其表现在管理上。

按照京唐钢铁的管理思路，实现“管理一流”的方式是“在广泛借鉴和吸收国内外先进管理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创新，采用现代化管理方法和手段，形成具有首钢京唐特色的管理体系”。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京唐钢铁曾专门派人学习宝钢的管理经验，但结果不尽人意。用朱继民在内部干部会议上的话说，“宝钢的经验我们没有学到位，母公司的优秀经验吸收得也不充分，目前的状况有点‘四不像’。”

朱继民表示，京唐钢铁很多管理工作落实不下去，原因之一是许多专业部门自己定制度标准，自己执行，再自己检查自己。

朱继民总结，京唐钢铁职责不分主要体现在，专业管理部门之间的职责界定还有一些问题，专业管理部门与作业部门之间的职责也有不清晰的地方，工序之间的职责也存在需要明确的问题。“这些问题使管理流程不仅没有压缩，反倒延长了。有的问题由于职责不清迟迟得不到解决，甚至一个月看不到

结果，严重影响了管理效率。”

例如，从炼钢到热轧的生产过程中，出现产品质量问题没有相应制度可查，而考核时却按照7：3的比例硬性分担责任，造成质量控制体系因责任不明而无法落实考核，管理成本居高不下。

京唐钢铁轧钢成材率低的责任也无法落实到管理制度上，在具体考核中，员工对于问题是出在原材料环节还是加工环节存在争议。

国内的国有钢铁企业普遍不具备人工成本优势，归根到底是传统管理方式造成的弊病，京唐钢铁并未摆脱这一窠臼。

按照京唐钢铁的设计方案，总员工不超过5000人，根据其生产规模，这一人工成本设计算是行业内最低的，但实际情况是公司的正式职工已经超过6000人。另外，京唐钢铁的协力人员约有1.2万人，王天义直言，“这是个很惊人的数！”更重要的是，即使在人员大幅超编的情况下，京唐钢铁的人员依然不足。

京唐钢铁内部反思其“四不像”的管理模式时认为，宝钢的设备管理体制与京唐公司的设备管理体制不同，京唐公司的设备管理体制是外协队分包制，而宝钢是厂内职工分包制，从宝钢学回来的经验最终演变成了“职工自己考核自己”。

不过朱继民强调，京唐钢铁坚持扁平化的管理思路没有错，但在具体执行上有差距。

4.不可调和的矛盾：唐钢退出已成定局

唐钢退出是因为“两家企业都有各自的打算”

自京唐钢铁成立以来，首钢与唐钢之间就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也是京唐钢铁有别于其他钢厂的特点。

按照京唐钢铁原有股权结构，首钢与唐钢各占股权51%、49%。但2010年底，唐钢决定退出。

“往大了说，京唐公司是北京市与唐山市的合作项目，往小了说，是首钢与唐钢的合资公司，但各自的算盘一开始就不一样，首钢的意图是搬迁调整，唐钢要扩大规模，这一合作模式从一开始就为京唐管理混乱埋下祸根。”一位首钢的老员工表示。

从京唐钢铁领导机构的设置，可以看出首钢与唐钢之间的利益较量。据本报记者了解，京唐钢铁总经理、部长、厂处长等“一把手”职位，均由首钢派任，唐钢在相应的各个部门分派副职，从而形成首钢与唐钢层层制约的管理格局。

上述首钢老员工形容京唐钢铁的管理格局“就像赛艇，看着是在同一条船上，但是你划你的、他划他的，合不上拍，船依然在原地，最后索性谁都不干了，互相指责埋怨”。

据本报记者了解，小到招工形式、工程招标，大到产品定位、发展策略，首钢与唐钢均存在分歧。

京唐钢铁亏损加大最终导致唐钢撤资。对此，朱继民对本报记者表示，唐钢退出是因为“两家企业都有各自的打算”。

河北钢铁集团一位副总对本报记者表示，目前，唐钢退出京唐钢铁已成定局，双方谈判撤资善后问题，“主要是怎么处理已经投入的资金”。据本报记者了解，截至2010年，唐钢在京唐钢铁上已投资127.4亿元，原计划今年追加投资38.5亿元。

首钢一位管理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唐钢退出后，京唐钢铁在管理上可能会更顺一些，但京唐钢铁的高炉技术不稳定、产品质量差、销售渠道窄、管理方式落后、成本居高不下等根本问题，并不会随着唐钢的退出而解决，相反，首钢将承担更大的压力。

最直接的压力来自资金。本报记者获悉，截至2010年末，首钢的营运资金约为-40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