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很多民营企业,尤其是温州民营企业的破产,主要是由于借贷资金投机情况的恶化。将这种现象定性为货币紧缩挤压中小企业是完全错误的。正常企业不会仅仅因为借不到钱而破产。只有烧钱的投机行为才需要不断借钱求存。
如果现在放松货币政策来缓解投机者流动性紧张的压力,将会对经济造成巨大伤害。实际上,2008年至2010年间的过度货币扩张,通过成本膨胀,以及由资产通胀造成的奖励性投机挤压了真正的企业。另一波货币扩张将会再次放大投机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最后的崩盘将会更加惨烈。
在很多二三线城市,高利率借贷已经发展成为庞氏骗局或金融传销。金融传销的破坏性远远超过普通传销,如果不能及时抑制,明将带来广泛的社会不稳定。
中国正面临劳动力和能源短缺。要获得另一轮高增长,中国必须实现经济再平衡,从劳动力和资源密集型行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
刺激措施不可重复
地下借贷在中国兴旺已久,原因在于中国国有金融体系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地下融资是出口导向型经济繁荣的主要推动力。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中小企业从其融资能力上获益良多。
非正式渠道融资是全世界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来源。正规金融机构缺乏能够有效服务中小企业的成本结构。因此,政府不应该因为非正式融资渠道的弊端而取缔之。
然而,过去五年,中国地下融资已经从实体经济活动转向了房地产和金融投机。由于大规模金融扩张,投机利润很高,同时实体企业由于全球需求疲软和成本上涨的压力受到很大抑制。
应当批评地下融资本身创造了泡沫吗?事实并非如此。没有金融机构可以对抗宏观环境。即使是管理最好的银行也很难在宽松不变的货币环境中生存下来。没有金融机构可以对抗宏观环境。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当前的欧元债务危机就证明了这一点。
在中国的货币扩张发展成为房地产泡沫的过程中,银行发挥了主导作用,地下借贷则起到了支持作用,常常为获得银行借贷资格所需要的虚假股权融资。
地下融资市场的借贷利率从20%到100%不等。几乎所有实体经济企业的利润都难以负担如此高的利率。其借款人只能希望通过资产升值来偿还贷款。
比如,在货币紧缩限制了银行借贷的情况下,土地所有者就转向高息贷款来保有土地持有量。例如,2008年很多房地产开发商把紧缩看成是暂时的,因此把高息贷款看成是捱过短期紧缩的桥梁贷款。紧缩很快结束后,一如他们所愿,土地价格大幅上升,远远高于他们所要支付的利息。
银行借贷限制和地下融资市场高利率所反映的流动性问题,是由于需求过高,而不是供应过低造成的。当前的货币增长在正常情况下是足够的。过高的需求主要来自房地产行业。根据去年的价格,真正开发中的房地产价值超过了GDP50%。
走出当前流动性问题的途径是房地产业要紧缩。价格下降之后,房地产市场的流动性需求就会减少。相当一部分开发商的破产是必要的。若非如此,紧缩政策就会无效,经济就会像往常一样依靠泡沫获得增长。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改变了中国政府的思维,从打击通胀转向了支持发展。这一决定似乎并不明智。中国的劳动力短缺在当时已经非常明显了。经济刺激大大加剧了通胀问题,同时,由于实体经济机会短缺,货币增长基本上都已经进入房市。当时不明智的经济政策造成了现在的很多困难。
期望政府现在能够放松政策,刺激经济增长,是极不明智的。另一轮像2008年那样的刺激措施将会在中国引发超级通胀和超级投机。后果将不仅仅是另外一场泡沫,而是可能会导致全面的政治变革。很难想象中央政府会如此铤而走险。
高息借贷的繁荣始于房地产市场,近来已经发展成为一场“庞氏骗局”。由于实际利率过低,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受到抑制,并且实体经济活动利润率也很低,储户们便会轻信像高息借贷这样的机会。他们担心银行存款按实值计算会贬值。同时,20%至100%的利率会带来迅速致富的希望。许多人宁愿相信其可持续性,梦想几年之内即可致富。
“庞氏骗局”就是一场再分配游戏。不幸的是,最后拿着袋子的人常常是最脆弱、最容易受骗的人群。这是传销首次在中国成为金融问题,中央政府现在就应当调动安全机构处理此事,控制风险,以免酿成灾难。
通胀仍是主要挑战
在正常情况下,中国当前的货币增长水平可谓绰绰有余。今年8月,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了13.5%,远低于前几年20%的水平,但是仍然远远高于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中国储蓄总资产是2011年GDP的2.3倍。因此,高于经济潜在增长率的货币增长将变成通胀。
另外,目前的M2增长率可能低估了真实的货币增长幅度。商业银行积极从事表外活动,以应对更严格的贷款限制;信托业蓬勃发展;地下高息借贷市场方兴未艾。这些都并未完全体现在货币统计数据中。如果把这些都考虑进来,我怀疑广义货币增长率将达到16%。
通胀仍是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过去十年间,货币供应大幅增长,正在造成通胀的后果。现在的货币增长尚未低到可以消除通胀的水平。中国仍然没能真正控制住通胀问题。
结构性调整让中国经济更容易发生通胀。持续3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减少了现在的劳动力供应。中国体力劳动力供应完全没有增长。除非能够大幅降低增长率,劳动力短缺只会更加严重,从而推高通胀。
能源短缺是推动通胀的另一个因素。包括超过政府批准份额之外的生产在内,2011年煤炭消耗总计约为40亿吨。建立在如此高消耗基础上的两位数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运输系统也将运力不足。同时,各个产地的生产水平可能都已经达到顶峰。中国增长模式是高能源密集型。如果煤炭消耗增长率仍然在如此高的基础上保持两位数增长,能源价格将会持续通胀。
尽管月度通胀数据可能会有波动,有时甚至会出现冷却迹象,但基本力量依然是推动通胀的。如果把宏观政策重点从价格稳定上移开,必将铸成大错。
放缓没有不利影响
跟十年前不同,现在的经济放缓不会带来什么不利影响。体力劳动短缺仍在加剧。放缓不会造成就业问题。将要破产的中小企业可能会让员工下岗。但是,受到影响的工人可以很快在别处找到工作。
每年大约有600万高校毕业生面临就业问题。至少在刚入职阶段,大学毕业生和非大学毕业生工资几乎没有差距。大量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满意的白领工作,只能在家待业。考虑到他们父母为大学教育所支付的费用,情况难以令人接受。这是一项社会不稳定因素。
然而,在当前模式下,建筑业和制造业是推动增长的力量,它们需要的是蓝领工人。大学毕业生就业不足的解决之道在于增长模式向高附加值业务转型。
中国下一轮增长必须降低劳动力和能源密集程度,否则通胀将会破坏任何推动增长的努力。中国必须推进经济改革,更多发挥市场和民营行业的力量。如果仍然由国有企业主导,势将造成大项目主导型增长,这很容易造成通胀。
中国经济再平衡的起点应该是限制政府收入。2011年财政收入和国有企业利润占GDP的30%。考虑到国有企业的资本支出远高于其利润,地方政府也在增加纯借款来加大支出,可以得出结论,政府和国家花掉了经济一半的钱。
中国民营企业和家庭部门在过去十年被边缘化了。消费只占GDP的一小部分,因为家庭部门没有能够支撑高消费的现金流。除非政府能够从经济中少拿钱,把更多的钱留给家庭,大项目建设就会继续主导经济。
同时,当前的经济结构把盈利机会大都留给了国有企业。留给民营企业的都是低利润行业,比如轻型制造业和零售业。只有房地产业能够通过地价高涨带来较好的回报。这就是大量民营企业转向房地产发展的原因。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裂,民营部门会更加压缩。
中国经济再平衡应当始于并且止于限制国有部门的规模。舍此之外的其他举措,都只是在转移注意力。要限制政府规模,首先需要减税。比如,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应当从45%降至25%,增值税税率应当从17%降低到12%。
通过再平衡,中国经济将会转向高附加值的增长。只有到那时,中国的高增长率才不会引发通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