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能源报》报道，煤炭就地转化动摇了中央地方利益平衡。

一面是国家能源开发格局日趋西移，迫切需要西部贡献能源原材料；另一面是资源地选择以行政手段强留煤炭附加值于本地，减少煤炭外流。“现阶段是国家能源政策制定的关键时期，需要平衡国家与地方利益，不能一味强调一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环境专家说。

各地纷纷限制外调

10月21日，新疆出台《煤炭资源有偿配置与勘查开发转化管理暂行规定》。根据新规定，新疆煤炭资源勘查开发将按“以项目配资源”原则并注重项目实际投入与转化。即，申请用于煤电、煤化工等的煤炭开发项目的就地转化率须达到60%以上。

另外，新疆还出台其他配套措施，以防煤炭企业“圈而不探”、“探而不采”等行为。对于探矿权人领取勘查许可证6个月内未开展勘查工作，或未完成最低勘查投入的，将吊销勘查许可证；采矿权人领取采矿许可证一年内未开工建设，也将被吊销采矿许可证。此外，新疆煤炭探矿权、采矿权采取进场招标、拍卖、挂牌等方式有偿出让。

2011年3月，内蒙古自治区下发《煤炭兼并重组工作方案》，方案严格煤炭生产行业准入。其中，要求新上煤炭生产项目必须同步建设转化项目，以及高新技术、装备制造等配套项目；煤炭转化项目原煤就地转化率必须达到50%以上。

2010年底，陕西省政府提出煤炭资源“三个转化”思路，即煤向电力转化、煤电向材料工业品转化、煤油气盐向化工产品转化。并提出，“在煤炭转化项目，在规定的时间内转化项目未履约建设的，对煤炭资源的矿业权进行重新配置”。

山西在获批“国家资源型经济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后，明确综合转型发展思路，即走煤炭循环利用路线，重点发展以煤化工为代表的煤炭清洁利用产业。山西力图用五年时间打造新山西，届时煤炭生产模式将发生重大转变。

作为能源“金三角”之一的宁夏，亦选择资源深度开发与转化道路。“十二五”期间，规划建成宁东大型煤炭基地、“西电东送”火电基地和煤化工产业基地，使之成为重要经济增长极。

分析人士指出，煤炭就地转化对经济的贡献优于煤炭直接外销。以宁夏自治区为例，2010年，每百吨标准煤直接销售可实现工业增加值2.67万元、税收0.61万元,每百吨标准煤用于区内发电消费可实现工业增加值4.03万元、税收0.94万元以及政府基金收入0.42万元，直接销售煤炭和用于就地发电对自治区财政收入的贡献比约为1:2。已投运的宁东至山东直流输电工程，年计划输电240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输出原煤1600万吨，直接增加的税收及政府基金收益约15亿元。

另据研究资料表明，输煤输电两种能源输送方式对送端地区GDP的贡献比约为1:6，对送端地区的就业拉动效应比约为1:2，输电的经济和社会贡献明显优于直接输煤。

合情合理但应有度

中国煤炭经济研究会秘书长赵家廉对本报记者表示，中西部地区的这个措施可以理解，原来煤炭资源是无偿划拨的，改革开放以后，多种所有制体制进入煤炭行业，通过招、拍、挂，市场有偿使用。即便如此，对资源大省来讲，他们也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如山西、陕西等，资源被拿走了，环境被破坏了，但是本省的GDP却没有上去。此外，从税收的角度来讲，由于煤炭企业都是统一纳税，在税费这一块地方流失很大。

当前，我国正在构建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过去那种粗放型的开发方式已经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提高就地转化率，改变原来相对粗放和低效的资源利用方式，促进资源型产业的产业链向精深加工延伸，既可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产业的附加值，又能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

业内人士表示，我们应该鼓励发挥本省的资源优势来振兴本省的经济，但是在宏观方面，国家也应该加强政策引导。

对此，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中商流通生产力促进中心煤炭行业分析师李廷认为，大家都想提高就地转化水平，减少资源直接外调。从地方角度来看，这种做法合情合理，毕竟要发展地方经济，不能仅仅依靠挖煤，最起码要延长煤炭产业链，国家“十二五”规划和相关产业政策中也提出过类似的意见，那就是高耗能产业布局要向中西部资源富集地区集中，在这件事情上，中央和资源地政府是一致的。

同时，李廷也表示，鼓励资源就地转化，应该把握一个度，加大就地转化力度不等于减少调出。这两者是要完全区别开来的。未来调出量肯定还会增加，尤其是山西、陕西和内蒙这三大主产区。只是未来煤炭产量增量中应该会有更多的煤炭实现就地转化，一来能够避免长距离运输造成能源浪费，二来能够确确实实地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煤炭专家、山东兖矿战略研究院院长牛克洪认为：“在煤炭产业大干、快上的背景下，地方提高煤炭就地转化率，可以促进煤炭产业链延伸，为资源产地创造更多经济效益；但行政干预有违市场规律，资源地应视生态环境、市场环境、资金、技术等条件，因地而异发展煤炭转化项目。”

中国煤炭工业研究中心主任贺佑国说：“煤炭就地转化率能否提高单靠行政命令难以实现。煤炭资源需要依靠市场配置，计划经济手段的最终功效仍有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