匍匐磨底，意在破茧。

主权债危机——这一贯穿整个2011年的“主旋律”仍绕梁不绝。在危机阴霾的笼罩下，世界经济今年走出了什么样的轨迹？而在被好莱坞演绎为“世界末日”的2012年，全球经济又会展现怎样的图景？

在此，上海证券报记者特邀来自美、欧、中这三大当今世界经济主要“发动机”的三位一线经济学家，他们分别是来自纽约华尔街的摩根士丹利亚洲非执行主席、耶鲁大学教授史蒂芬·罗奇，来自伦敦的高盛资产管理公司主席、“金砖四国”概念创始人吉姆·奥尼尔，以及来自中国香港的瑞士信贷亚洲首席经济学家陶冬。通过他们的独到视角，我们或许可以对明年的世界经济“窥见一斑”。

罗奇侃美国：很糟糕！很差劲！

与罗奇的对话，从“占领纽黑文”开始。

说起美国的纽黑文市，未必有很多人知道；但是说起耶鲁，恐怕无人不晓，这所著名的“常青藤联盟”院校正是纽黑文的地标，而最近几年从大摩亚洲的管理层退居二线的罗奇正是在这里执教。

过去一两个月，一场缘起于纽约曼哈顿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如雨后春笋般席卷了整个美利坚合众国。高达9%的失业率、持续低迷的经济以及对华盛顿的极度失望，让忍无可忍的美国民众纷纷走上街头。而坐揽美国大部分财富的华尔街，不幸成为这场群众运动的头号“靶欧了子”。

“在纽黑文，也有一小群人发起了‘占领纽黑文’运动，大家在街上搭起帐篷，高举标语，喊着和占领华尔街类似的口号。”一边嚼着三明治、喝着健怡可乐的罗奇流利地对记者说。认识这么多年，罗奇的这项“绝技”已经让人见怪不怪，因为他总是会忙到错过饭点，或者是因为频繁旅行的关系，根本没有了“一日三餐”的概念。

“我还算幸运的。”罗奇不失幽默地说。

在哈佛等其他大学里，学生们纷纷集体罢课，离开教室走上街头，加入占领华尔街的大军。在罗奇看来，大学生们不上课去参加游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认为大学里的课程不能解决那些正在拖垮美国经济的问题。

鉴于此，罗奇专门花了整整一节课的时间和他的学生探讨占领华尔街这一现象，并且专门开了一门课探讨当前美国经济面临的一些最大问题。“像我一样的大学经济学教授们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要设计出更具针对性的课程，真正能解决美国经济中的那些最棘手问题。”

延伸到整个美国经济社会，情况又何尝不是如此。在被问及如何评价这一年美国经济和决策者的表现时，罗奇脱口而出用了两个形容词：Terrible!（糟糕）Poor！（差劲）。

国内政策的失效、政治上的僵局以及欧洲的债务危机，让美国经济似乎重新回到了金融危机刚刚见底时的低谷。

尽管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季节性因素等原因，美国的不少经济数据发出了看似好转的信号，但如果从全局来看，在金融危机过去近三年之后，华盛顿的决策者们交出的经济成绩单并不及格：前不久经过修正的三季度GDP增幅被下调至仅为2%，而上半年美国经济增速仅为0.9%，联合国本月发布的报告预计，今明两年美国经济可能仅增长1.3%左右。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两年前就看到的复苏“嫩芽”，并没有顺利地茁壮生长成为枝繁叶茂的“大树”，反而有夭折的风险。在罗奇看来，如此疲软的复苏不足以压低9%左右的高失业率，这不是什么好兆头。

“很疲软的复苏，失业率超过9%，对于这样的经济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在美国土生土长的罗奇颇有些“恨铁不成钢”的意思。“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而我们的决策者在解决问题方面做得很糟糕。”

令罗奇担心的有很多，比如前不久“超级委员会”再次未能就下一轮的减赤方案达成一致，凸显了两党间存在的严重政治分歧。罗奇认为，总的来说，由两党政客们主导的美国经济治理相当失败。

而在美联储一边，伯南克团队的表现同样令人失望。QE1（首轮量化宽松政策）尽管成功地将美国经济拖出了衰退，但此后的QE2、扭转操作乃至仍在争议中的QE3，却并没有起到进一步刺激经济的作用。

罗奇一语中的：美联储一直在错误地认为，那些在危机中救急的政策手段也可以被用来拉动经济复苏。

“明年情况会变得更好吗？可能不会。”

喝完了最后一口可乐的罗奇说。在他看来，在这样一个疲软的经济复苏进程中，经济的免疫力很差，很容易因为一些短期冲击而遭受重创。“我认为，明年的美国经济形势仍将极具挑战，很容易受到欧债等风险的冲击。”

奥尼尔话欧洲：要走出欧债危机只有两条路“裁员”，或者更紧密

在接受记者的书面采访时，远在伦敦的吉姆·奥尼尔正在忙着出版他的新书——《增长地图：金砖四国及其他一些国家的经济机遇》。自这位高盛前首席经济学家本世纪初首次提出“金砖四国”概念算起，10年已经过去。现如今，连奥尼尔本人都惊叹于这些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

然而，相比发展热火朝天的新兴市场，奥尼尔一直生活和居住的欧洲却俨然正在“过冬”。

“欧洲经济今年显著降温，第四季度可能会接近甚至于已经陷入衰退。”已经转为执掌高盛资产管理公司但仍然活跃在学术界的奥尼尔说。根据他追踪的一些指标，现在看起来欧元区经济明年的GDP萎缩幅度可能接近1%。鉴于此，奥尼尔认为，欧洲的决策者可能需要放松货币政策来提供更多的经济增长支持，同时让高估的欧元进一步贬值。

作为一位经济学家，同时也作为一位普通的欧洲居民，今年到目前为止让奥尼尔印象深刻的莫过于意大利的领导人更替。在他看来，这一变化“令人欣慰”，因为马里奥·蒙蒂非常有能力，他是一位很好的倾听者，也非常支持欧洲化。

某种意义上说，蒙蒂的上台也标志着，冒头于2009年的欧债危机已经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奥尼尔对当下危机给出的定性是：这并非一次信贷危机，而是一场有关欧洲货币联盟结构和领导力的危机。“这和婚姻一样，只有当某方面出问题时，你才能判断出其牢固程度。”

如果说之前希腊、葡萄牙、爱尔兰等国爆发危机并被迫寻求外部援助还只是局部风险的话，那么随着今年以来欧债“火烧连营”，波及意大利、西班牙甚至法国等大国，这场危机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已经日益明显。甚至从德法等欧元区“核心国”口中，也头一回在公开场合提到了欧元区“裁员”的可能性。

“坦白地说，欧洲的决策者们一直对于这场危机的规模没有很好的把握，而这一危机不仅冲击到了欧洲的很多国家，更直接威胁到整个体系。”长期在欧洲工作的奥尼尔说，“管理者的这种反应迟钝，本身就让这场危机变得更糟糕。”

包括奥尼尔在内的不少人都认为，这场危机的最坏时期还远未过去。

“很不幸，我并不认为欧债危机已经见底。在危机出现转机之前，希腊可能会出现更严重的债务违约。”奥尼尔对记者直言。就明年来说，他表示，欧洲的决策者们必须妥善处理好希腊的违约问题，各国领导人必须一道建立一个更为强健的欧洲货币联盟。要么减少成员国的数量，要么加大融合的力度。

奥尼尔表示，要走出危机，欧元区可能需要采取更紧密的财政和政治联盟，但这一过程本身也会带来两难，因为这可能涉及各国自身主权问题。当然，如果欧元区真的崩溃和分裂，并且是一种无序的方式分裂，那么其后果将是极具破坏性的。

展望欧元区的未来，一向属于乐观派的奥尼尔依然充满希望。他表示，自己从法国经济过去30年的经验得到的一个最大教训就是，绝不要让一次“好”危机白白浪费。“只要处理得当，欧元最终会从这场危机中受益。”

陶冬看中国：全世界垮下了，中国仍是“高个子”

这一次对陶冬的采访，是通过国际长途电话进行的，他本人当时正在新加坡赶赴机场的途中。尽管较为匆忙，但和以往的每次采访一样，陶冬的观点依然是那么的犀利和精辟。

“中国经济慢下来了，但是在全世界垮下来的时候，中国还是一个高个子。”一上来，陶冬先这样给今年的经济定了个调。

《经济学人》杂志最近公布了一个有意思的调查结果，在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的跨国公司尤其是大型企业更加依赖中国市场来增加营收，尽管到目前为止，中国业务还只是占很多公司的“小头”。

从数据来看，中国经济前三季度的增速分别为9.7%、9.5%和9.1%。在内部宏观调控以及外部需求放缓的背景下，经济逐步呈现“软着陆”趋势，从工业增加值到出口等重要指标，今年以来的增长幅度都普遍呈现“降调”。11月份制造业PMI更是近三年来首度跌破50的荣衰分界线。而央行也意外在近期宣布，时隔3年首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这也引发了外界对于中国货币政策转向的强烈预期。

陶冬认为，今年，整个经济分析圈对于中国货币政策产生了不少误判，对于中国央行可能出现的放松有一个不切实际的估计和期望。“通胀在这个周期中已经见顶，但回落速度恐怕比想象慢。”在他看来，今天中国的通胀不仅仅是食品通胀，通胀的“第二源泉”已经形成，即工资上涨所带来的通胀结构性中位线上移。

基于这样的基本判断，陶冬指出，尽管他的确看到了存准率有下调的空间，但中国现在的货币政策充其量也只能说是维持在一个中性的立场上。“中国的货币环境正常化大趋势，并不会因为现在出现周期性的通胀出现拐点，经济增长出现回落，而出现根本性的转变。”

陶冬并不感到很意外的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终于在今年出现了一个“迟来的调整”，但这个调整可能要分几年慢慢走。在他看来，只要中国不出现大危机，房地产新政出现大幅度放松的可能性不大，预计房价明年会在现在的基础上跌15%到20%，但这样的下跌还不至于对中国经济伤筋动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过去两年中房价涨幅根本不止30%，另外中国买房人付的现金比重相当大。

2011年，欧债危机以及美国经济放缓，对中国出口的影响有目共睹。但在陶冬看来，这方面的影响是“可控”的。他表示，中国出口增长可能由今年上半年的双位数增长（20%以上）回落到单位数如5%的增长，但不至于下降到像2008、2009年那样的负20%的增长。当时那种情况不是因为需求急剧下滑所造成的，而是因为贸易信贷一夜间断流所带来的。

展望2012年，陶冬预计，中国经济增长有可能跌破8%。“但是增长并不是我最大的担忧。”陶冬坦言。他眼下最大的担心在于金融领域的乱象，比如民间借贷会不会爆，比如开发商的资金链会不会断，比如地方融资平台怎么平安度过还债高峰期。

“这些在金融危机后新出现的经济上的失衡，可能带来新的乱象，甚至可能出现连锁性的反应。”陶冬总结说，“我相信2011、12年经济最大的特点是不确定性，包括增长、金融、房地产以及政策走向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