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北京。人民大会堂。全国两会。

举国关注，世界聚焦。

在5000多位代表委员连日的审议讨论、激辩思考中，在会内会外民意的互动和交流中，一个声音越来越响亮——抓机遇、促改革、谋发展。

这是两会凝聚的共识，这是全国人民的心声，这是预示中国未来走向的鲜明信号。

一种意识更加迫切——在应对挑战中抓住机遇，在全球变革中用好机遇，在稳定和谐中创造机遇

去年来北京参加两会时，全国人大代表裴春亮的头衔还是“河南辉县裴寨村党支部书记”，而今年已变成“裴寨社区党总支书记。”

裴寨，坐落在距北京600多公里的太行山深处。仅仅6年，这个昔日穷得叮当响的小山村，如今户户住上两层小楼，家家有自己的产业，人人成了股东。

“几千年的小山村变成新农村社区，祖祖辈辈想都不敢想，在我们手上实现了。这一方面靠努力，更重要的是抓住了国家建设新农村的机遇。”裴春亮说。

而今年两会上，这位裴寨新村的领头人仔细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又发现了新机遇——“提高小麦、稻谷收购价，推广农业科技，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这些举措既有真金白银，又有政策空间，多大的机遇啊。”

5日晚上，他激动地给村里两委班子和村民打电话，一条一条地分析报告，从中寻找裴寨发展的新机会。

“电话整整打了一小时四十分钟，耗光了两块手机电池。”裴春亮说，“乡亲们都盼望我回去和他们好好谋划。这么好的机遇，抓住了是功臣，错失了就是罪人。”

历史的长河中，个体的机遇，从来都是国家和民族总体机遇的缩影。

当时光的列车驶进2012年，中国发展又处在一个关键节点：本世纪头20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已经过半，前半段“赛程中”，从乡村到城市，从个体到国家，一扇扇机遇之门被打开，紧紧抓住机遇的中国人，不断创造发展奇迹：中国经济实现年均10%的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居世界首位。

与此同时，困难和挑战迎面而来——环顾国际，金融危机阴霾未散，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持续发酵，主要发达经济体仍然深陷泥潭，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审视国内，经济增长下行与物价上行压力并存，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缓解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更为迫切，难度更大。

“我们还有没有机遇”，“还有多大机遇？”——面对复杂严峻的形势，两会内外，“中国机遇”成为人们关注、讨论和思考的话题。

“从发展的要素看，中国潜力巨大。只要发挥出来，足以支持我国经济20年快速增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基于对经济增长潜力的定量分析，拿出一份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账本”——

支撑中国发展的内需潜力巨大。单从城镇化来看，根据国际经验，城镇化率通常达到70%才稳定下来，而中国的城镇化率刚刚超过50%。中国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增加1000万城市人口；而每增加一名城市人口，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至少需要10万元。这还不算变成城镇人口的消费升级。

中国有110多万亿元银行业总资产，有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有巨额的民间资本。“钱袋子”很充盈。

中国申请专利数量以每年20%到30%的速度增长，到2015年申请的国际专利数量可能赶上或超过美国，蕴含着自主创新的巨大技术潜力。

中国农业劳动力还有2.8亿。发达国家1个劳动力可以耕种几百上千亩，如果我们平均1个劳动力耕种6.4亩，18亿亩耕地几千万农业劳动力就够了，至少还能转移2亿劳动力。

土地还有巨大潜力。全国城乡建设用地22万平方公里，镇村占1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2.3亿亩土地。根据村庄整治经验，整治后可节约出50%的土地。

“中国经济发展潜力不可估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对郑新立的看法深表认同。

“关键是要通过调整和改革，向潜力要机遇，把它变成实实在在的发展支撑。”郑新立说。

而在全国人大代表、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眼里，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调整和变革蕴含着新的机遇。

受全球金融危机波及，各国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陷入停滞，对工程机械的需求急剧减少，一向“日子很好过”的三一重工压力陡增。

“但挑战同时也是机遇。”向文波说，金融危机导致市场低迷，也使各种生产要素价格降低，这对于在海外进行收购并购是一个有利时机。

就在两会开幕前不久，三一重工终于实现了“吃掉大象”的梦想：联合中信产业基金，成功收购世界混凝土机械第一品牌“大象”——德国普茨迈斯特公司100%股权。

“回报率非常高。这样的机会可遇不可求，我们一直在准备机会到来的这一天。”向文波说，“关键是机会来了你要看得到、抓得住。”

环顾世界，国际金融危机正在催生世界范围产业新发展、科技创新新突破。“在这场新的赛跑中，我们有可能和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这是历史提供的难得机遇。”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保集团总裁吴焰认为。

“天予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

历史发展证明，抓住机遇，就能争取主动，赢得发展；丧失机遇，就会陷于被动和落后。失去的将不仅仅是时间和财富，也可能是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尊严。

“在当代中国，稳定和谐是最大的机遇。”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教授胡鞍钢认为，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不仅能创造巨大的机遇预期，也是实现一切机遇的基础。反之，社会大局不稳，已经抓住的机遇也会失去。

“经济上不能大起大落；政治上不折腾；社会上不折腾；生态上不折腾；国际上不折腾别人，别人折腾我们要理性回应。”胡鞍钢说，“面对纷繁复杂的内外部环境，守住这五个底线，中华民族就一定能够创造伟大复兴的战略机遇。”

一股动力已经积蓄：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改革，以更周密系统的顶层设计攻坚克难

“今天我首先来谈谈改革，这也是很多记者让我回答的问题。”9日下午3时，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经济界别的小组讨论中，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经济学家厉以宁第一个发言，全场顿时安静下来。

“经济好比人的身体。”厉以宁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宏观政策的调整是通过外力对经济起作用，就如同人生病了靠吃药来恢复。而改革是让经济这一“肌体”依靠制度制约，具有内部调整和促进发展的功能。

“从外生转变为内生，改革解决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厉以宁将身体向话筒靠了靠。

此前6天，厉以宁委员刚到政协大会报到时，就对记者这样表达对改革的关注：“改革不能到此为止，否则前功尽弃。改革有风险，不改革有危险。”

和厉以宁委员一样，两会期间，改革成为代表委员审议讨论中出现频率最高、触及面最广的话题之一。

“现在评审太多，比如科技项目、建设项目、人才计划、某些奖励……大家都把心思花在争取项目上了，很累，也容易形成不良风气。”全国人大代表、大连理工大学校长欧进萍呼吁，“大学很希望推进改革，改变资源配置方式，让大学真正安静下来，教书育人做学问。”

“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搞项目，一些中央部门忙着批项目，这干扰了政府真正需要做的事情。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要大力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合理确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科技部原部长徐冠华委员在讨论中有感而发。

……

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生产力得到空前发展，成为支撑中国发展奇迹的根本动力。今天，已过而立之年的改革，为何再掀热议？

“当前人民群众对改革的诉求期待更高，发展中积累的一些问题需要改革去克服，抓住机遇赢得发展更需要改革提供新动力。”吴焰委员认为，关注改革是好事，通过关注凝聚起人们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共识，积蓄力量，正是改革再出发的动力所在。

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有了继续推进改革的共识，但前行的道路并不平坦。代表委员认为，当前改革面临三重困境：协调利益分配难、推动政策落实难、很多问题久拖不决且矛盾重重。

中国正面临双重转型：既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现代化社会，同时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两个转型叠加在一起，而且第二个转型在世界发展史上没有先例可循。“这些因素决定了在中国改革的艰巨性。”厉以宁说。

改革开放初期，发动一项改革往往能找到普遍受益点。“现在这个点很难找。”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聂高民说，“当时存量动不了动增量，现在增量和存量是联动的，怎样对待既得利益是改革的难题。”

破解难题，需要更大的决心和勇气——

“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了70次‘改革’。改革就是要有政治勇气，下定决心。要想找一个所有人都赞成的改革是不可能的事情。经过充分论证后，多数人认为正确，就是下决心的问题了，下决心后改革是可以推进的。”郑新立说。

破解难题，需要更科学周密的谋划和设计——

“30多年前的改革，无论是联产承包制、乡镇企业改革还是股份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由民间自发、‘自下而上’式的改革。”厉以宁说，“今天的改革，更需要的是‘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这就要求改革的决策者要具备战略家的眼光，不拘泥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将整个战略布局做得更好。”

不过，厉以宁同时强调，“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是改革中无法分开的两面，在统筹考虑通盘问题的同时，当然要吸收群众的智慧。“不调动民间蕴藏的积极性，改革将无法进行。”

“为克服当前改革出现的表层化、分散化、简单化、部门化的问题，对未来的改革重点和取向，必须要有更有力的、更能统揽全局的东西，注重改革决策的科学性、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和扩大利益兼顾的全面性。”聂高民说。

破解难题，需要更清晰的路径——

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推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深化价格改革，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积极稳妥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加快推进政府改革……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了今年改革的重点任务。

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理顺中央与地方及地方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理顺城市与农村的关系，理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理顺政府与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关系——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把理顺五大关系，作为今后一段时期改革的重点和关键。

“处理好这五大关系，体现了顶层设计的思路。”吴焰说，“核心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有了适合的水分、湿度、光照等环境条件后，蘑菇自然会成群长出来。政府不要自己种蘑菇，也不要希望从中挑选蘑菇。”徐冠华委员用“蘑菇论”比喻政府职能的转变。他说，要打破计划经济延续的旧体制、旧思维，资源配置不是由政府主宰，而是要由市场来主宰，政府来创造环境。

共识已经凝聚，动力不断积蓄，路径更加清晰。

“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中国未来的前途命运更加取决于改革开放。”迟福林委员语气坚定：要通过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激发市场的活力，增强社会的凝聚力，重塑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责任，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实现科学发展奠定更加扎实的体制机制基础。

一条道路更加清晰——用科学发展破解“发展瓶颈”，避免“发展陷阱”，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0.5个百分点！这个看似不起眼的数字，两会期间吸引了海内外关注的目光。

政府工作报告将中国经济增速预期目标定为7.5%，这是8年来首次低于8%。

“政府工作报告的一个最大亮点是GDP目标调低，更加关注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这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全国政协委员、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丁仲篪认为。

站在更宽广的历史背景下审视，GDP增速只降半个百分点，绝非无关紧要，在发展的坐标上，这是一个信号，意味着中国走更加科学的发展道路。

经过30多年来年均增速接近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但发展的瓶颈制约也逐渐加剧：国内外新的形势，决定着原有的过于依赖出口、过于依赖资源能源消耗、过于依赖要素投入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日益凸显。

世界经济发展史还表明，在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的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跌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难以自拔。

如何破解发展瓶颈？如何避免跌入发展陷阱？道路只有一条——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着力实现科学发展。

在厉以宁委员看来，科学发展观与传统发展观有四大区别：传统发展观重物轻人，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传统发展观重生产轻生活，科学发展观生产是为了人，人不是为了生产，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传统发展观只重视GDP、GDP至上，科学发展观认为GDP是重要的，但绝不唯GDP是从，总量固然重要，结构更重要，增长是有质量的；传统发展观不重视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重视社会的可持续性，走的是绿色、低碳的经济发展之路。

在59岁的农村妇女辛喜玉眼里，科学发展就是她正在做的“清洁养殖、清洁种植、减农药、减化肥”。

已经当了两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她，来自湖北丹江口市丹赵路办事处茅腊坪村三组。为建设南水北调库区，当地老百姓忍痛放弃了不少好田好地。库区既要发展，还得保持环境，不污染水质，怎么办？反复谋划之下，辛喜玉承包了几百亩荒山种核桃树，在林间养土鸡。鸡粪进沼气池，不污染地面；沼气做饭，沼渣肥地；沼液用于给核桃树打虫子。

“化肥农药都不用，去年光这一项就省了6万块钱。”辛喜玉说，她正在推广这种生态农业模式，既为保证一湖清水进北京做贡献，又让大家都能富起来。

一位农民的生态实践，折射出国家推动发展转型的现实图景。

走科学发展之路，必须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步伐——

“下一步中国发展的重中之重，是‘转型’。”郑新立说，“要调整需求结构，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调整产业结构，重点发展第三产业；要调整要素结构，通过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来推动经济增长；要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建立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机制来加快农业的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处理好内外经济关系，由引进来为主转变为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

走科学发展之路，必须更加凸显“以人为本、民生优先”——

“发展到了一定程度，更需要妥善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比如征地拆迁、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收入分配、道德诚信等方面问题还很突出。”吴焰委员说，“解决这些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更需要科学发展，真正把人作为发展的主体和目的，解决好涉及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事情，保障好基本民生，让人们生活得更幸福，更有尊严。”

走科学发展之路，必须由“单向推进”走向“整体协调”——

“一条腿再长，也走不好路。要改变单纯发展经济的思路，下大力气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胡鞍钢说，“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更长时期、更高水平、更好质量的发展。”

……

浩荡春风中，承载亿万人民心声和嘱托的两会胜利闭幕。再过几个月，我们将迎来又一次盛会——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抓机遇、促改革、谋发展——从两会凝聚的共识出发，中国必将迈好稳中求进的步伐，以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坚定地奔向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