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月3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强调“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温家宝总理则指出“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困难和风险仍不可低估。从国际看，世界经济低速增长可能持续相当长时期，扩大外需的难度增大。从国内看，最突出的问题是经济下行压力仍然比较大。”由此表明，伴随7月份经济观察期的结束，中国最高决策层已经对当前经济运行情况给出了清晰的判断和明确的政策信号。

　　如今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当前中国经济能否再次被政策刺激起来？

　　这一次危机与1998年危机最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1998年危机时，中国经济虽然也受到较大压力，同样也采取了逆周期宏观调控，但由于外需的因素，中国经济得以实现平稳式的复苏，1998年-2000年间中国GDP平均增速为8%，而净出口的贡献率为9%，而此次危机以来，外需始终未能重新开动，2008-2012年上半年间，中国GDP平均增速为9%，但净出口的贡献率已经逆转为-6.7%，同时复苏的态势也不平稳。

　　实际上，一直以来中国经济的逻辑基本可以归结为：城镇化和出口导向驱动下的快速增长，在这个逻辑下，中国经济出现了其特有的三驾马车：净出口、房地产和汽车。2000年，这三者占GDP的比重，合计仅为10%左右，而到了2007年，三者的比重已经升至了23%，2011年，虽然净出口的比重已经回落至2%，但三驾马车占GDP的比重仍然高达25%，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四分之一来自于这三驾马车。而如今除了净出口疲弱之外，房地产和汽车两驾马车也在内部调控的施压（限贷、限购、限牌照）之下，已经熄火。2000-2011年，房地产投资和汽车产量的平均增速分别为25%和22%，当前这两驾马车的增速已经回落至16.6%和6.7%。

　　正是由于中国经济旧有驱动力的趋弱，因此今年以来，困扰中国经济的一个难题就是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不足。与2008—2011年的信贷投放平均水平相比，今年的信贷投放明显放缓，上半年累计信贷投放4.85万亿，主要得益于5、6月份的加快，时序进度才达到61%，但是中长期贷款的比重则由此前的60%降至目前的30%，这也就造成财政政策难以独木成林的尴尬。

　　此次危机之所以中国能够快速复苏，应该说主要归结为中国特有的反危机模式，即政府投资加上政府导向下的信贷逆周期扩张，但是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中国政府公共债务负担率的快速上升，按照国债、外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国有企业的口径来测算，中国的公共债务负担率由2007年的60%上升至目前的75%，而债务负担率的快速上升，无疑已经对后期的经济运行和政策产生影响。

　　另外长期以来促成中国经济抗跌能力强的主要因素，还在于资源配置上特有的“三低”——低劳动力成本、低资金成本和低环境成本，如今“三低”局面已经结束。

　　当前中国的局面，实际上就像当年日、韩高速增长过后一样，在经历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尤其是本世纪以来的突飞猛进，如今已经成为经济总量全球第二的大经济体），势必要面临一段时期的盘整，即旧增长驱动力逐渐退化，同时新的增长点还没有形成。而在该时期内，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经济福利均很难有出色表现，而如何缩短这一盘整期，路经无非有二：其一是政府继续加杠杆，依靠外力拉动经济；其二则是通过机制、体制改革，盘活微观经济层面的活力，例如调动民间资本的活力。显然这两条路，一个属于短平快，但不持续；一个则是需要耐心和决心，但一旦成功，经济运行就会很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