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的企业债，到短融、中票，再到新崛起的定向工具和资产支持票据，地方融资平台及准平台公司的身影无处不在，城投类债券已经在中国债券市场上“全面开花”，有效填补了平台贷款“降旧控新”所带来的资金缺口。

数据统计，2012年8月，各类城投债累计发行量达到1045.6亿元，扣除因交易场所不同导致的重复计算因素之后，累计发行89只，金额仍高达860.6亿元。

分类来看，企业债“城投化”趋势日益显著，突破了40%净资产红线的定向工具，俨然成为曾多次发债的大型平台公司的“香饽饽”，而最新问世的资产支持票据，亦由城投拔得头筹。

接近监管部门的知情人士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指出：“平台贷款规模庞大，可以说是当前银行体系的最大阴影。在监管层面，本来就有通过债券市场的这个口子，以缓解地方融资平台流动性风险的考虑。”

企业债“城投化”

作为我国发展最早的信用债品种，在短融、中票和公司债出现之前，企业债基本是各类非金融企业发行债券的唯一通道；当时平台公司本身就不多，市场并没有形成城投债这一概念。

地方融资平台的崛起始于2008年末，当时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各类平台公司迅速涌现，纷纷抢滩债券市场，企业债发行规模从2008年开始出现井喷。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数据显示，在2008年、2009年和2010年，企业债累计发行量分别为2366.90亿元、4252.33亿元、3627.03亿元。

这一放量势头在2011年被迫中止。去年夏天，川高速、云南公路等发行人爆发了信用风险事件，信用债市场被拖入大熊市，投资者一度对城投债“闻之变色”，企业债一级市场因此停摆数月，全年发行量降至2485.48亿元。

进入2012年，以城投为主体的企业债发行出现报复性反弹，3月份更是达到高点，当月企业债发行量逾千亿元，城投类企业债发行量高达647.5亿元，创下历史纪录。

企业债“城投化”趋势由此步入巅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企业债共发行97只，其中城投债为71只，占比达到73.20%，平均每10只新发企业债至少7只是城投债。

据鹏元资信评估公司统计，2002年，在全部企业债当中，城投债只数占比仅为18.18%，规模占比则为9.52%；2008年，城投债只数占比达到29.58%，规模占比达到15.34%；到2009年，这两项比例分别飙升至58.42%和36.87%，此后一路走高。

据中国债券信息网披露，8月份共有41家发行人公布了企业债发行材料，除了铁道部、宝钛集团、江苏飞达，其余38家发行人均为城投类企业；本周以来，共有9家企业债发行人公布材料，清一色的是城投企业。

与此同时，随着城投债的不断扩容，中低评级的地级市和区县级城投开始占据主体。本报记者此前了解到，发改委正在酝酿放开非百强县发行企业债，城投债规模有望进一步放量。

转投交易商协会

着平台公司资金饥渴的加剧，仅靠企业债已经无法满足其胃口了。“对于一般城投，在发行过一次企业债之后，想要再次申请发行会比较困难，因为大量从未发行的城投还在排队呢。”一位券商债券承销部门人士告诉本报记者。

为了控制城投债规模，发改委去年初出台了“211规则”。具体而言，省会城市(含副省级城市)同时最多可向发改委申报审核2家城投债项目；地级市(含自治州)、全国百强县同时最多可申报审核1家；直辖市不受上述限制，但所属任一区仅可同时申报1家。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多次公开发债，许多大型平台公司开始逼近净资产40%红线，不得不寻找私募发行渠道。而去年4月底问世的银行间私募债——定向工具，恰好能够满足其需求。

从2011年末开始，交易商协会的态度悄然转变，从短融、中票到定向工具，均开始向地方融资平台敞开大门，包括地级市和区县级城投。接近交易商协会的人士向记者表示：“这是监管赛跑之下，交易商协会推动债务融资工具扩容的结果，也是响应‘稳增长’号召，缓解地方政府资金压力的重要举措。”

仅在8月份，湘高速、闽交运、甘公投、甘电投和洪市政等发行了短期融资券；镇江城投、安徽高速、豫交投、京国资等发行了中期票据；相形之下，定向工具增长更为迅猛，发行人包括西安城投、绍兴交投、苏州城投、南京国资、滨海建投、合肥建投、青海国投等。

上海清算所统计信息显示，整个8月，银行间债券市场共发行了40只定向工具，累计规模逾600亿元，为诞生以来单月发行新高，并且超过了同期短融、超短融、企业债和公司债发行量，仅次于中票。

“为了稳定经济增长，确保融资平台资金链不致断裂，在平台贷款严格受限的情况下，城投债供给放量成为必然。”一位券商固定收益研究员指出。

上述接近交易商协会的人士则称：“我国几乎所有发行人都是国资背景，某种程度上都可以称之为平台，所以不能因为是平台公司就不允许其发债，应该关注的是平台公司是否符合‘六真’原则，是否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