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人均GDP超过6000美元，到处能见到开着高档跑车的人，但很多富起来的台州人却过着‘穷人’的日子。”台州市路桥区环保局副局长李鸣的这句话让人倍感意外。
台州是民营经济的发祥地，坊间总戏称“台州遍地是老板”，可手里不缺钱的老板们怎会过着“穷日子”?李鸣解释说，“穷人日子”并非是生活拮据，他指的这个“穷”，穷的是环境。
获得了财富，失去了健康
记者在路桥采访时，一位20岁出头的年轻人开着一辆价值400多万元的法拉利从眼前疾驰而过。
“这位就是我们这颇有名气的‘陶公子’。”当地人向记者介绍。
开着名跑车出现在台州街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这位富二代“陶公子”开着法拉利却在某事业单位上下班。当地人还透露，家里人为他在上海买了11间商铺，光靠商铺的租金，他便可以不愁吃喝过上一辈子。是什么让其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陶公子’是我们路桥一家大型洋电子垃圾拆分企业老板的儿子，这位老板通过拆分洋垃圾实现原始资本积累后，便转投房地产了。虽然家财万贯，但他的儿子因小时候在垃圾分拆厂里长大，受金属污染影响，得了一种病，需要长期服用进口药物。父母给他下半辈子的生活保障，却无法再给他健康。”当地人说起来，都带着几分惋惜。
台州已是国内最大的“洋电子垃圾”回收处理地之一。“陶公子”故事的背后，也证实了金属洋垃圾分拆业暴富了一代人，却也污染了一代人。
在路桥区东部，记者一路见到，道路两边有高墙垒砌成的垃圾堆积场延绵不绝，一堆堆压瘪的废旧电器外壳、电脑旧零件散乱地堆积在一起，体积庞大如山丘，工厂里衣衫斑驳的工人赤手空拳地在垃圾中分类，再进行分拆，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经过时一阵腐臭，记者不得不捂鼻前行。
“别看这个行业脏，很能赚钱。洋垃圾在欧美国家自行处理成本很高，直接运抵椒江港由中国人低价买走，无需处理成本还能赚钱。这些洋垃圾场的老板们，则通过分拆将金属卖给当地的冶炼铸造企业，利润空间很大。”在一间洋垃圾分拆场门口，一位居民刘师傅告诉记者。他形容这些洋垃圾分拆企业主，“个个身家几千万，身家上亿的也不少”。
在途经一个并不起眼的村子时，记者见到一间保时捷4S修理店与一家弥散着金属腐臭、堆满垃圾的固件分拆厂比邻而居。这似乎也暗示着金属洋垃圾分拆行业，一面高利润和一面高污染的矛盾。
铅污染事件引发环保风暴
在路桥，金属垃圾拆分工厂以及小熔炼小电镀作坊随处能见。在一些不规范的蓄电池生产作坊中，这样的情景反复出现：工人将废旧电池拆开，随意倾倒其中的硫酸，而后将铅板扔进熔炉，大火焚烧时黑烟四处弥散……
今年3月中旬，一起由台州市速起蓄电池有限公司引起的铅污染事件引发社会关注，该事件造成当地三个村庄168人血铅超标。这让台州人痛定思痛，以前靠小熔炼、小电镀、洋垃圾分拆发家致富的台州人表示，是时候和高能耗高污染产业说“再见”了。
9月初，记者走访了台州近十家被关停的高污染企业和被迫转型升级的制造业，发现转型之路极其艰难，任重而道远，但这次，台州政府和企业是下了铁的决心。
“现在很多人不愿意做这个行当了，污染太厉害。”路桥环保局督查小组工作人员小李告诉记者，金属垃圾分拆需占用大面积的土地，分拆过程中要用硫酸、盐酸浸泡，去除金属表面残渣，而油污残渣中含有大量有害物质，有些直接进入土地表层，有些则弥散在空气中，对人体很有害。而许多洋垃圾分拆地水体恶臭鱼虾绝迹，土地黑硬寸草不生，空气污浊异味袭人。
“拆解业曾经对台州乃至全国的制造业贡献很大，为制造业提供了廉价的生产资料，但过去环保意识薄弱，企业主多以个体私营为主，对环境的牺牲同样很大。”路桥区环保局副局长李鸣感叹。
“原先这些分拆厂经常把洋垃圾堆到路面上进行处理，洋垃圾的油污到处都是。”路桥区环保局环境整治专项小组成员任吉荣介绍，今年4月，路桥成立了环境整治专项小组，对所有的固件分拆企业进行“圈区管理”。
截至今年8月29日，路桥区清理取缔非法场外拆解场点804个，并开展了固废拆解业“场外拆解、露天焚烧”专项整治，专门整理出了1000亩地作为固废拆解园区，实行全封闭管理，杜绝小、散、乱拆解工厂。
“目前，我区场外拆解已基本销声匿迹，150多家散户经引导入场拆解，原先的污浊之地已种上了10万多株绿树，在峰江街道山后许村，受污染的1.25万平方米土地正在进行土壤修复。”李鸣说。
温岭告别存在几十年的“冲天楼”
台州温岭，全国第一个民营企业诞生于此。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这座县级城市随处透着大都市的韵味，五星级酒店、国际连锁品牌样样俱全，可这里还有一样让台州人离不开却恨之入骨的，那就是“冲天楼”。
“冲天楼，是指用煤燃烧加热将铁块融化的炉子。冲天楼是温岭的一大特色，水泵业占据了温岭所有工业产业的大部分，水泵的外壳是铁铸的，就需要铸造业。”温岭市工业经济局副局长江胜告诉记者，台州的众多制造业离不开最上游的铸造业，而以前的铸造业就肯定离不开“冲天楼”。
然而，这个存在几十年的冲天楼，从此将成为历史。自去年年底开始，温岭市决心要将冲天楼全部废除。
走在温岭大溪镇颠簸的乡间小道，记者发现路旁的农民房外墙大多被烟熏得黑漆漆的，青山绿水白墙黑瓦的情景在大溪很难见着，每隔几百米就会出现两三家“窑子”。“三个月前，这些小作坊还在日以夜继地铸造，黑烟就从红砖墙里透出来，冲天楼一次开炉就要烧掉10吨煤。”当地人小金向记者诉说。
金夏春是大溪镇最早将冲天楼拆除的企业主，他在大溪镇开着一家规模不大的小熔炼工厂。走进四面通风的空旷厂房，他指了指两个圆柱形的大炉子，“这就是改造后的中平楼，用的是电，将不再有烟尘排放。”他告诉记者，“为拆掉冲天楼改造设备，工厂停工已有8个月，现在换了中平楼，天天盼着开工。”
金夏春回忆起8个月前工厂内的情景时说，“路边堆满了小煤块，一下雨，水一冲就淌黑水，只要冲天楼一炼铁，炉子下的鼓风机便以150马力将烟尘往高空吹。厂房里里高温难耐，烟尘弥散，工人都是赤膊上阵，被熏得黝黑。”
事实上，废除冲天楼的行动并不容易，习惯于“开工一天是一天”的小作坊，停工整顿预示着企业将没有经济来源。
“一开始很多人是不配合的，有抵触情绪，殊不知，改用中平楼以后，生产环境变好了，能耗降低了，成本也就更节约了。”黄贤波的工厂与金夏春的相邻，他们俩做这一行当已有10多年，“如果让我转行，我也没有别的生存技能，现在用中平楼解决了污染问题，还让成本降低了，生产环境不再那么恶劣，对我们这样的小作坊来说，真是好事。”黄贤波算了一笔账，前期虽然投入10多万元购买电炉设备，但每生产一吨水泵外壳，能节约成本400多元。
和这些小作坊的改造不同，范永廉的白岭供水设备公司地处温岭市较中心地带，三十年前建厂时，这里还没有居民，如今他的厂房已经被各种居民楼和商铺包围。“城市化进程太快，我的厂也要面临搬迁了。”范永廉带记者走进了巨大的厂房，一个有四五层楼高的冲天楼静静伫立，一边是大堆的黑煤块，一边是用来铸造水表外壳的铁块原料散落一地。
“每熔炼六吨铁，就需要烧一吨煤。”范永廉说，冲天楼正进行拆除，熔炼厂也将搬到新的工业经济区，即使用的是没有污染的电炉设备，也要远离居民区。“新设备不仅能节约能源，在目前招工难的情况下，将节约人力至少40%。”
在范永廉的另一个车间，记者见到运用先进技术的车床正在加工“车刀”，“熔炼属于高能耗高污染，我正在考虑将一部分生产力转移到这些没有污染、相对先进的制造业。”
“冲天楼之战”让温岭的铸造业烟尘排放几乎降为零，截至8月底，温岭市共拆除冲天楼250多座。40家企业停产整顿，19家企业列入淘汰落后产能名单。“从此以后，冲天楼将成为台州经济发展的过去式。”
如何转型才能成为真正的胜出者
记者探访两家大型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之路
造纸和印刷，都是中国的四大发明。然而在台州人眼里，这两个行业必将与污染联系在一起。
“台州的造纸印刷企业都以小规模为主，零散分布，一些小的印刷厂既不承担环保成本，又钻税收漏洞，能耗高、效率低同样能赚钱，并且比大企业更有价格优势。”温岭市工业经济局能源利用检测中心主任金康明告诉记者，关停小规模高污染的造纸印刷企业也是此次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重要内容。不过他透露，一些有远见的印刷企业，早已经自行淘汰落后产能，升级技术和装备，从而成为市场竞争的胜出者。
比别人先行一步才能占据市场
台州森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总经理林启军便是先行一步的人之一。25年前他拉上三兄弟和一位姐夫各自凑了几十万元，开办了一间小印刷公司。赚取了第一桶金后，2003年林启军将收购的5家小规模的造纸厂，重组成为包含造纸、印刷、包装的大公司。
“做彩印和包装，原材料成本的80%来自纸张，收购造纸厂为了降低成本，但本质上拥有了完整的产业链。”这一重组，让林启军成了台州地区规模较大的印刷企业，从而占据了当地的中高端印刷市场。
“企业会倒闭，但行业不会倒，只有比别人先行一步，才能占据市场。”林启军通过从德国进口最先进的造纸和印刷设备，发掘印刷这个传统老行业的新增长点，“新的厂房和生产线明年1月将投产，产值预计比目前要翻一番。并且生产过程的环境指标远远超出国家行业标准。”
和别的企业占领全国走向世界的野心不同，作为一家资产过亿的企业的老总，林启军只将自己产品的销售半径划在300公里以内，有些产品只在100公里范围内销售。
“传统行业不能走得太快，造纸印刷业必须立足本地。”为了能更大限度降低能耗，提高资源利用率，林启军建立了成熟的循环物流系统。在销售半径内，物流车辆为客户送货的同时，也回收废旧纸张，用一条物流线解决了两个产业。“废旧纸张又重新作为生产原料，不仅节约资源，更是节能减排。”
有环保远见方能造就百年企业
“我们的企业规模很大，年产值数亿元，但近几年所有的钱都投到提升设备上了。”朱明贤是安露清洗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但他却骑着一辆老式自行车风尘仆仆赶到厂区接受记者采访。10年前他加入这座有近30年历史的制造业老牌企业时，公司董事长陈吉明已开始考虑企业转型。作为这家传统制造企业的工程技术顾问，朱明贤意识到如果不提早进行技术升级，不改变高能耗的生产方式，迟早要被淘汰。
令记者意外的是，走进位于路桥远郊金清的安露公司，厂区整洁而漂亮。朱明贤带记者转了一圈，却找不到一间能坐下来采访的办公室。朱明贤有些不好意思地告诉记者，“所有钱都投入到先进设备更新，以至于连造办公楼的钱都没有了。”
在隆隆作响的包装车间，几位工人在流水线上进行简单操作。朱明贤介绍，自从换了新设备，从投料到压铸再到成品件实现了自动化操作。工人的效率提高6倍，一台机器原来需要1至2个工人操作，现在一个人能操作五六台机器。
他又指了指对面的大型仓库，“这是全自动立体仓库，这个仓库前期投入很大，但是货品在架子上的数据排列全部实现自动化，不需要人工盘点，只需要一两个工人用电脑操作，并且同样一个仓库，实现立体化后可以放比原先多五倍的货物，和立体车库是一个道理。”
“企业要转型升级，必须做两手准备，一要靠技术研发，二要靠高效设备。”在压铸车间，记者看到，和其他企业用的电炉不同，安露已经改用煤气发生炉。朱明贤介绍，“如果用传统的煤炉，一年大约需要2800吨煤，折合成标煤是1900吨；改用电炉，一年需要550万度电，折合成标煤也是1800吨；而现在用煤气发生炉后，每年只需要500吨标煤。”
“而且，全封闭的生产过程中几乎没有烟尘和废气排出，对周围环境无影响。”朱明贤告诉记者，一个企业想要做成百年企业，必须有远见，要敢于投入，哪怕牺牲办公环境，也要在环保的前提下先将生产技术提升。朱明贤透露，也正因为这几年在淘汰落后设备上先行一步，安露去年下半年的产值就比往年同比增加了一个亿。
环境好了，用电也宽松了
在多天采访过程中，虽然多数小企业生产环境依然恶劣，记者没有发现一处排放烟尘或废水的现象，路桥区仅有的四家蓄电池厂也全部关停。而事实证明，台州人经过四个多月的“铁血战役”，效果已开始显现。
“空气质量明显变好了。”一位温岭市民这样坦露自己的感受。记者在路桥环保局金清大气自动检测站了解到，该监测站今年三月检测到路桥区大气中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浓度是0.049毫克每立方，今年7月的均值则降为0.018毫克每立方，大气二氧化硫含量下降了63.3%，而可吸入颗粒物浓度从0.074毫克每立方，下降到0.056毫克每立方。
“今年通过整顿之后，原本改为电力，我们担心高污染解决后，高能耗会加剧，然而令人意外的是，整个区的能耗反而降低了。”李鸣透露。
台州三欧集团负责人告诉记者，“去年闹电荒，原本定好的生产计划完全被打乱了。今年我有了心理准备，制定了较为弹性的生产计划，可反而出乎意料一天都没有断电。”
“这就是腾笼换鸟的一方面，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淘汰关停一些落后产能的小散乱企业后，保证符合环保要求、生产力先进的企业的供电量。”李鸣说。
“温岭市在百强县的排名曾经到过第7位，然而今年掉到了第27位。”温岭市工业经济局相关负责人透露，过去建立在粗放型、高能耗、低端制造业基础上的温岭今年略显“疲态”。“引导先进产能、环保高科技行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政府必须有所作为。”
记者了解到，台州政府除了用行政手段强制关停一些非法且不符合环保要求的小企业小作坊，政府各部门也在尝试用金融及市场手段来约束企业的环保责任。
“比如对超能耗(电耗)企业和产品，按电价加价标准严格落实惩罚性电价政策。另外，我们已经拟定计划，建立绿色信贷制度，将企业的环保责任纳入企业信用，如果排污超标，将影响其向银行融资。企业贷不到钱，就难以生存，自行淘汰。”李鸣告诉记者。
截至目前，路桥关停了1000多家不符合环保标准的小熔炼加工点，关停违规企业383家。“一方面，提高市场准入门槛，环保标准将作为主要门槛之一。另一方面，建立落后产能退出补偿机制。”台州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淘汰落后产能的战役上，台州市显现出了铁的决心，也用上了铁的手腕。
-记者手记
夜晚，当我回到灯火闪烁却透着几分宁静的杭州，觉得空气特别清新。可在台州采访的那些熔炼作坊与垃圾分拆场里的腐臭与刺鼻气味却永久难忘，真心为在那里的工人兄弟担心，对恶劣的生产环境他们似乎习以为常，但恶劣环境的影响也许会延续几代人。
我从当地人口中的描述得知，许多依靠低端制造业发家致富的台州企业主赚足了钱，便不再愿意呆在家乡，移民大中城市或转行房地产等其他经济领域，更有的直接移民国外。而他们留下的却可能是一片几十年甚至百年间都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土地。事实证明，以牺牲环境和高能耗为代价的GDP，并不等同于幸福指数的攀升与生存环境的优越。
政府花大力气大决心整治污染企业，似乎是一种觉悟与进步，但实际上却是为“历史”买单。欠下的环境债，迟早要还，有智慧的政府必将是用长远的目光看待经济发展。在淘汰落后产能、建立环保体系方面，政府必须有所作为，而台州的实践证明，政府可以有所作为。
但建设美好城市，需要有智慧的政府，同样也需要有责任的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