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是世界各国继续应对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回升向好的关键性一年，也是中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一年。在这个节点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0年会近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人士表示，通过强劲的经济复苏，中国有能力为维护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做出贡献。

    国内需求强劲增长

    记者：从财政政策角度看，中国为什么能实现复苏？

    黑田东彦：去年中国经济的发展非常亮眼，而且超过了一些预期，比如中国GDP增长去年达到8.7%。另外，由于中国出台了一系列财政和金融的刺激政策，所以有力地拉动了公共投资，也拉动了消费，从而抵消了全球金融危机对出口产生的影响。

    王军：2009年，中国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中主要做到了以下几点：第一，中央政府公共投资达到9243亿元，重点用于农村、民生工程、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保障性住房、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以及企业自主创新、结构调整和汶川地震重建等方面。第二，综合利用预算、税收、国债等政策工具，并加强与货币政策的协调，结构性减税约5000亿元。第三，注重节奏强调时序，中央财政赤字从1800亿元一下子增加到7500亿元，全国财政赤字达到9500亿元，但赤字占GDP的比重仍控制在3%以内，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在20%左右，这既确保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刺激力度，又是国力可以承受的，为下一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预留了一定空间。

    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下，中国经济下滑态势得到较快扭转，回升向好趋势不断巩固，国内需求强劲增长。

    内需增加拉动回升

    记者：中国的复苏在哪些方面为世界经济做出了贡献？

    陈德铭：首先，开放的贸易是促进全球经济复苏重要的力量。全球贸易在2009年经历了22%的降幅以后，逐渐呈现回升势头。这一轮世界贸易复苏的重要特点，是新兴市场内需的大幅度增加，拉动了相关经济体的投资品和中间品的率先回升。今年前两个月中国进口同比增长64%，其中来自美国、欧洲和日本的进口分别增长了37%、35%和48%。

    其次，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是跟各国的分工协作、利益共享的过程。在以中国为节点的国际分工链上，中国通过初级原料的进口带动相关国家产业的发展，通过大量中间品的进口为周边国家和地区创造了贸易顺差，通过资本品、奢侈品和服务贸易进口，为发达国家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2009年全球贸易下降22%，中国出口下降16%，但是进口只下降了11.2%。澳大利亚、南非、巴西、土耳其等国对中国的出口仍然保持了两位数以上的正增长，欧盟、美国对华的出口也仅仅下降了1.53%和0.22%。

    再次，当前各国纷纷着眼于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体制结构性矛盾，更加注重扩大内需，增强发展的内生动力。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在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预计今年国内市场规模将达到或者超过两万亿美元，远远高于中国的出口总额。

    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推进，将为经济增长释放出一个长期的庞大的内需市场。在华投资的跨国企业是中国的法人，他们的产品是中国制造的产品，他们将和其他企业共同分享这一巨大的市场机遇。

    黑田东彦：中国强劲的经济复苏不仅有利于中国人，也使中国有能力为维护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做出贡献。中国一直在支持向国际金融机构增加资本或者注资。比如，中国购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50亿美元的债券。另外，中国为总计1200亿美元的清迈计划提供了大概380亿美元。这些区域性的合作和一体化对亚洲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通过对邻国的发展进行投资，中国可以提供主导的作用。

    刺激政策不轻言退出

    记者：中国发展基本面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但面临的形势依然十分复杂。对此，中国该从哪些方面着手应对？

    王军：中国明确提出2010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主要要抓好以下工作。第一，更加注重推进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2010年，中央财政预算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安排30611亿元，增长7%，提高财力薄弱地区落实民生政策的保障能力；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支持，中央财政预算安排科学技术支出1632亿元；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建设，中央财政预算安排环境保护支出1412亿元，增长22.7%等。

    第二，更加注重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进一步增加农民补贴，中央财政安排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1334.9亿元；提高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安排补助资金846亿元；健全汽车、摩托车下乡，以及家电汽车以旧换新政策；2010年中央政府公共投资安排9927亿元，比2008年预算增加5722亿元；对部分小型微利企业实施所得税优惠政策，对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暂且按7.5%征收车辆购置税。

    记者：中国刺激经济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下一步走向如何？

    王军：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上山容易下山难，如果把刺激政策的决策比作上山，把退出政策的决策比作下山的话，我想退出比决定刺激还要难一些。另一方面，在退出政策的选择上有很多细节需要处理，比如说是先退出财政政策还是先退出货币政策，同时需要货币政策怎样配合。

    总之，刺激政策目前不宜轻言退出，但是应该共同研究退出的战略问题。相信中国刺激政策一定会平稳退出，实现软着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