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４月９日，湖北省钟祥市污水处理厂发现生产车间异常，工厂进水口水质呈现暗红色，而且气味刺鼻。随后发现，这些水质呈强酸性特征。由于酸性太强，污水处理厂车间的生物菌种很快死亡，一些机器设备也遭腐蚀，不能正常工作。

    四氯化硅是多晶硅企业生产时产生的副产品。这是一种具有强腐蚀性的有毒有害液体，遇到潮湿空气即分解成硅酸和剧毒气体氯化氢，对人体眼睛、皮肤、呼吸道有强刺激，遇到火星会产生爆炸，用于倾倒或掩埋四氯化硅的土地将变成不毛之地，树木和草都不会生长。但是让人不解的是，钟祥本地并没有生产相关产品的企业，这些四氯化硅从哪里来的呢？经过警方调查，运输四氯化硅的大罐车来自辽宁抚顺。车主名叫倪泉，专门从事危险化学品运输。

    多晶硅副产物四氯化硅的处理是目前已成为制约中国多晶硅行业发展的瓶颈。据了解，生产1公斤多晶硅将产生10—15公斤的四氯化硅，1000吨/年的多晶硅厂一年产生的副产物四氯化硅将达到1万—1.5万吨，如果将这些四氯化硅简单水处理甚至排放，将会对环境保护造成巨大的压力，同时大大增加原料硅粉和液氯的消耗，使得多晶硅生产成本失掉竞争能力。

    据警方初步查明，今年３、４月间，湖北随州、江西九江的两家多晶硅企业通过倪泉等人，往钟祥运输并偷排了四氯化硅约８００吨四氯化硅。仅此一项，厂家可节约处理费用几百万元，而倪泉等也可以获利５０多万元。正因有如此大的利润，王建国他们在钟祥当地又找了一个更大的排污场地，准备大干一场，但还没有来得及开始就东窗事发。

    这一起案件让我们本已经很脆弱的神经再一次紧绷起来。前些日子刚刚发生的云南铬渣的倾倒案件，还没有平息，那么湖北又出现了这种跨省的化学物品的倾倒案件。其实不妨我们把这两起案件做一个类比，发现有很多相似之处。你看，就是因为企业不愿意承担排污治理的这个高昂的成本，然后把这些肥料，化学肥料通过黑中介卖给了这个一部分的，比如说司机啊司机，然后又为了牟取暴利，到各地进行倾倒。一旦出事，那么排污企业，这些生产化学品的一些企业，一推六二五，说是不知情可我们现在就纳闷了，对于这些高污染或者高排放的这些化学品企业，当地的环保部门都干什么去了？是不是应该对这些企业予以高度的重视，当时在立项的过程中，我们是怎么给它进行环评的，在平时的监管中是不是实施了巡查制度，定期巡查制度，他们是怎么通过年检的，是不是我们一手收着纳税人的这个钱，另一手是不是就置纳税人的这个健康之不顾。我们多次都呼吁，不要带血的ＧＤＰ，但是在现实生活中，面对这个能够带来ＧＤＰ的这个化学项目，或者说是这些高污染的一些项目。宁可牺牲掉百姓的这个健康权，甚至生命权，也要追求带血的ＧＤＰ。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每当东窗事发，每当铬渣事件，或者说是这四氯化硅事件出来之后，我们往往关注的都是犯罪嫌疑人，关注那些倾倒废物的那些司机，而忽视了真正的根源，也就是他的排污企业，排污企业为了降低治理污染的这个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把这些废料，化学肥料，委托给黑中介处理，而委托黑中介处理所付出的这个成本和按照真真正正这个，企业本身去达到环评标准这个处理的成本，要相当地低，要低很多。

    全国人大代表周家贵：

    我们怎么能够把多晶硅的生产搞好，而不能以高科技的名义，以高新技术的名义，为了区域的利益，而使另一个区域受到严重污染。

    那么究其原因我想有两点，最根源的一点还是在技术，技术的不过关，什么意思，我们知道排污，它是需要成本的，治理污染是需要成本的，那么欧美的一些先进的关键的技术，我们现在没有，我们国家没有。也就是说治理这些四氯化硅也好，铬渣也好，这个成本相当高，就必然，势必造成我的收益会减小，因为我们的技术不过关，而且还有一种不好的意识，这个高新企业，好像就意味着我低能耗，或者低污染，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这是其一。其二就是监管的缺失，监管的缺失，我想最重要的一点，还是，一个是主动的和被动的，作为被动来讲它有客观因素，那么当前我知道，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正在处于一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这种转型期，特别是在东南沿海，沿海地带，一个是产业转型，产业升级。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导致原本在这些东南沿海的这些重型的项目，或者高污染高能耗的项目，正向内陆转移，在这个过程中，中西部终于盼到了一些这个能够获得ＧＤＰ的这个项目，那么在这种这个客观的因素下，我主观为它营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比如像这个政策呀，比如像投资呀比如像这个甚至环评，环保的这些指标，甚至睁一眼毕一眼给它降低了。我最后想说的就是治理污染，最大的问题并不是没法办，而是你想不想干，怎么干，关键的问题是要先把这个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心理的污染，也就是带有征集，带有带血ＧＤＰ政绩观的这个心理的污染，新把它清除掉，把这种唯ＧＤＰ论的思维先清除掉，我想铬渣案也好，四氯化硅倾倒案也好，这一系列的案件才会大大的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