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中国入世十年的节点上，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找准中国作用和应力的坐标甚为重要。

    12年前的1999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中美谈判的关键之年，这一年，中美谈判日益频繁。期间也因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而中断，11月，重启后的谈判进入到了最艰难的阶段。

    时任对外经贸部部长助理的魏建国日前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谈起那段谈判历程用了“最艰难的一段”来形容。11月10日，双方恢复谈判。14日晚，谈判破裂；美国代表团准备第二天打道回府。

    “连行李都装车了”，魏建国回忆道，在中方的坚持下，谈判于15日凌晨3点继续进行，“美方以巴尔舍夫斯基为代表的代表团态度非常强硬。围绕着汽车进口关税、特殊保障条款、过渡期条款、准入标准，甚至电影大片的引进数量，等等，双方争执不下。”

    然而，转机也正是发生在这“漫长”的一天。魏建国向记者讲述到，一大早，“我身旁的红机电话响了。对方直接问，‘入世谈判在你们部里什么地方’，我问对方哪个单位，对方回答国办，并且告诉我说，‘镕基总理的车子快到你们部里了，他要直接去谈判现场’。”

    时值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在召开，“知道吴仪国务委员肯定要来，但朱总理亲自出马是绝对没料想到的，应该是临时决定的”，魏建国说，“总理坐镇谈判之后，使得谈判柳暗花明，在中国加入WTO的关键时刻，使得双方的谈判向前迈进了历史关键的一步。”

    这之后的谈判，不超过1小时。美方终于同意与中方达成入世谈判协议。对于这最后一“役”，近日出版的《朱镕基讲话实录》也进行了回顾，朱镕基评价认为“跟美国的协议，几乎是在边缘上达成的”。

    经过多轮的双边以及多边谈判，2001年12月11日，在卡塔尔的多哈，时任卡塔尔财政、经济和贸易大臣的卡迈勒，敲响了标志中国自此进入了WTO大门的一槌。

    机遇最重要

    “卡迈勒敲响中国入世那一槌的定格照片，我特别喜欢”，现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的魏建国对本刊记者表示，“从此，中国的经济与世界经济开始接轨。既为全球化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也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里程碑。”

    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成为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受益者，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营造了更加开放的外部市场环境。“进出口贸易突飞猛进地增长，纺织品井喷式地出口”，对比入世前的境况，出任过商务部副部长的魏建国说，“每年纺织品出口，花费在同欧美谈判上的时间比我们自己出口的时间不知道多多少倍，更不知道难多少。不仅有主动配额，还有被动配额。中国的纺织品行业一直处在限制和压力之下。”

    “尽管在农业等部分领域存在着一些让步，但中国入世以来得到的好处远远大于不利之处”，魏建国认为，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这些都是和入世分不开的。入世是中国实实在在地抓住了历史机遇。

    “WTO谈判比在奥运会上竞技还要难。入世的谈判是跟每个国家都要谈，而且每个国家的要价都不一样”，在本刊记者提及关于“在少数领域当初的让步是否有一点大”的专家质疑时，魏建国表示，“这一问题在入世时讨论就很多，应该说所有的谈判方案都经过中央长时间推敲研究，最终获得批准，应该说很多问题也都和各个部委进行了商量。”

    “如果说不足的话，我认为最大的不足就是跟有关部门充分的沟通和协商相对少，反映有关问题的情况不够及时、全面和准确，但因为时间关系，是情有可原的。最终各部门的要求都得到了表达，结合当时的背景来看，不存在让步多少这一问题，这已经是能争取到的最好的条件了。如果不加入或是晚加入，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就可能停滞一定时间，我觉得这才是最大的遗憾，也是历史上扛不起的损失！”魏建国说。

    “如果时间允许，再争取一些条件也不是不可能”，魏建国表示，“但是我始终认为，机遇和十全十美，机遇永远是最重要的。每个部门都想达到十全十美，但是机遇就错过了”。

    在他看来，入世谈判中所作的一些让步实属无奈之举，回过头来看，一些反倾销、反补贴、301特保条款等这些对我国产品不利的条款在入世后日益凸显出来。

    这些条款所涉金额，少的几个亿，多的十几个亿甚至更多，尽管相比于进出口总额比例较小，“但对于一个行业的影响可能就是100%”，魏建国指出，这些条款现在越来越发挥出“大棒”的作用，当时中国就预料到，不仅是发达国家可以对中国使用，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对中国使用。也就是说，当初就料想到了可能会出现腹背都受敌的情况。但是，“由于中国处于比较弱势一方，在还没有强大起来之前，只能这样；让步并不意味着你没本事，相反，有时候正因为你充满自信和藐视对手，才能暂时放松绷紧的架势”，魏建国不无感慨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