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妨从将西亚北非产油国的"需求安全"对接中国的"供应安全"的思路，寻找长期性对策。具体而言，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自由贸易区谈判业已进行多年，应尽快完成该自贸区建设的谈判，并批准实施。

    西亚北非产油地区的动荡局面，不但没有松弛的迹象，反而因为伊朗核问题的演变而变得越来越紧张。这种紧张会不会长期持续下去？中国如何保障自己在该地区的油气进口利益？

    从国际政治的大气候看，热衷于在这一地区搞“政权更迭”的美国及其北约盟国有意志也有本钱继续它们的政治工程。国际油价的持续上涨，意味着财富从美欧进口国流向中东产油国，尽管大量的“石油美元”还是回流进了欧美的跨国大银行。而以“9·11”事件为标志的针对美欧的恐怖活动以及它所强化的基督教文明社会对伊斯兰文明社会的偏见，意味着西方社会普遍充斥着“花了钱还买不到安全感”的意识流。不论针对某个具体国家政府的外交和武力行为依据是否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在西亚北非推动以民主建设和民生保障为由头的外部干预，在北约国家内部，没有什么社会阻力。从实力对比看，不管美国和欧洲国家是否受金融危机之困，没有一个中东国家具有抗衡北约国家常规军事力量的实力或潜力。

    西亚北非地区国家之间，固有矛盾重重。远交近攻、寻求地区外力量而相互制衡是各自政权生存的一个基本策略。绝大多数国家人口结构的低龄化以及产业结构的单一化意味着这些国家间的关系极不容易走出战后数十年历史经历的轮回。

    阿联酋、沙特等产油国纷纷在大力推进核电建设。它们根据全球核电建设公司建设和服务成本的性价比，优先选择的是韩国等国的公司，没有偏好美欧这些提供“安全保护”国家的企业。虽然是市场法则在起作用，北约国家对那些不差钱的中东国家增添了又一份不悦。核能发展，从民用转向军用，并不是什么难事。今天是伊朗的核项目被怀疑有军事用途，谁也没法保证其他中东国家的核项目未来不被视作地区安全威胁，成为下一个卷进外部力量应对的目标。

    眼下，吸引我们关注的问题是围绕伊朗核问题的国际政治斗争会不会影响霍尔木兹海峡的畅通。其实，这个问题的现实意义，不是这个油运通道是否受阻，而是受阻后恢复畅通所需要的时间长短。至于由谁来掌管这个通道，其实并不那么紧要。蓄意影响油船的顺利通过，是与全球经济和社会为敌，地区内或地区外的国家政府都不会去承担那个后果。

    那么，中国这个不得不长期依赖西亚北非石油的国家，是不是就那么束手无策？从军事的角度看，我们的选择空间确实有限。“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个地区太复杂，卷入容易，脱身难。试图在那些国家间展开政治和外交斡旋，也不见得就是各方所需。费力但不讨好，是可以预见的效果。外交方面当然可以有所为，但于稳定地区油气进口格局而言，至多只能起到辅助性作用。

    我们不妨从将西亚北非产油国的“需求安全”对接中国的“供应安全”的思路，寻找长期性对策。具体而言，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自由贸易区谈判业已进行多年，应尽快完成该自贸区建设的谈判，并批准实施。

    油气将长期是海合会国家出口的拳头产品。中国市场对石油消费的需求刚性，在全球难以找到替代市场。通过自贸区与中国对接，符合相关国家的利益，不论其政权如何更迭。在短期内，这种对接会对中国的油气产业形成一些竞争性压力。但是，从长期而言，这是降低供应大减乃至中断的政治风险的不二途径。

    在这一方面，我们不妨从美国与委内瑞拉的石油供销关系中得到启迪。委内瑞拉的石油公司，在近年国有化之前，便在美国建立了一整套的加工和销售体系，加工能力仅次于其国内规模；输往美国市场的原油一直占委内瑞拉出口的最大份额（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数据，2010年为34%；占美国石油进口总量的10%）。不论其政府和政策如何变更，委方都没有本钱向美国减少供应。美国也没有把自己的石油消费市场作为与委方在外交和政治层面争议的牺牲品。美方人士关心委内瑞拉与中国开展石油贸易的实质是担心自己进口来源的竞争。

    当然，有了这个自贸区，并不意味着全天候的供应安全保障。但是，它是我国外部能源供应不稳定性的一道防火墙。

    特别是在发达经济体自身的油气消费已经进入稳定期，油气储备充足，美国开始走向成品油净出口国等全球能源大势的背景下，加速与西亚北非石油出口国的能源供销一体化，对中国而言，具有迫切性。

    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角度看，加大能源产品在中美商品贸易中的分量，也应纳入我国的能源供应政策选择范畴。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我国确实遭受了长达20年美国领头实施的全面贸易禁运。我们也必须看到，禁运的发生有其特殊的国际政治大背景，是100多年中美两国在能源领域互动的例外。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美之间以及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间的广泛产业联系大大降低了禁运再次发生的可能。

    当今美国的能源出口政策，受政府许可证制度管制。中美能源合作的基调是促进在中国的能源开发，节能降耗，促进环保，而不是两国间的能源贸易。这些都是事实。

    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能源产品的出口也是美国在其国内创造就业机会，促进美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途径。近几年，美国的煤炭公司在推动向中国出口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环保组织的阻力。这个现象，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推进两国间能源产品贸易的美方力量也不可忽视。

    就目前的美国国内政治气氛而言，试图与美国就能源产品贸易达成协定，很可能适得其反。但是，如果我们通过改革外资能源供应商进入中国下游市场的途径，日积月累，更大规模地消费美国产能源，并不见得是天方夜谭。

    市场层面的相互依赖当然不是避免来自包括美国在内的第三方蓄意干预中国能源进口的灵丹妙药，但是它有助于提高干预的理论可能变成现实的外方自身成本。我们从事涉及美国的能源安全话题讨论，有必要从“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的所谓国际能源政治定律中自我松绑。

    总而言之，面对西亚中东地区动荡，思考应对我国获取境外能源供应的不稳定性挑战，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努力从结构性、趋势性的框架性政策机制建设入手，加大我国能源市场的外资全面参与程度，避免一次又一次地出现措手不及式的恐慌。世界上那么多的国家都将通过国际能源上下游一体化的途径纳入保障自身的能源供应安全的框架，我国没有独善其身的本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