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又一次进入阿拉伯海，而且在穿过霍尔木兹海峡时未受到任何阻碍。备受关注的伊朗危机可能再掀波澜。

    人们担心，由伊朗核问题引发的美伊之间的对峙升级至剑拔弩张的局面，进而影响霍尔木兹海峡的畅通，并引发新一轮“石油危机”。作为世界石油消费大国的中国，该如何保障自己从这个地区的油气供应安全？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经说过，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由此，我们不妨将西亚北非产油国的“需求安全”对接中国的“供应安全”的思路，理顺彼此利益互补的逻辑关系，寻找保障能源安全的长期性对策。

    美国与委内瑞拉的石油供销关系就是一个范例。委内瑞拉的石油公司在国有化之前，便在美国建立了一整套的储藏、加工和销售体系，加工能力仅次于其国内规模。根据美国能源部提供数据，2010年，委内瑞拉出口原油的34%是输往美国，占到美国全年进口的10%。不论其政府如何变更，委方都没有本钱向美国减少供应。美国也没有把自己的石油消费市场作为与委方在外交和政治层面争议的牺牲品。因为双方都明白，若以国家能源安全做赌注，这种代价太高昂。

    反观世界与中国的能源格局，在发达经济体自身的油气消费已经进入稳定期，美国开始走向成品油净出口国等全球能源大势的背景下，加速与中东石油出口国的能源供销一体化，对中国而言，具有迫切性。一方面，油气将长期是海合会国家出口的拳头产品，另一方面，中国市场对石油消费的需求刚性，在全球难以找到替代市场。因此，通过自贸区与中国对接，符合海湾合作委员会相关国家的利益。在短期内，这种对接会对中国的油气产业形成一些竞争性压力。但是，从长期而言，这无疑是降低供应大减乃至中断的国际政治风险的不二途径。

    当然，有了这个自贸区，并不意味着全天候的供应安全保障。但它是我国外部能源供应保障的一层防火墙。

    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角度看，加大能源产品在中美商品贸易中的分量，也应纳入我国的能源供应政策选择范畴。的确，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我国遭受了美国领头实施的长达20年的全面贸易禁运。但这有其特殊的国际政治大背景，是一百多年来中美两国在能源领域互动的例外。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美之间以及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间的广泛产业联系大大提高了再次对华禁运的外方自身成本，蓄意干扰中国石油进口顺畅的可能性已经降低。

    当今美国的能源出口政策，受政府许可证制度管制。中美能源合作的基调是促进在中国的能源开发，节能降耗，促进环保，而不是两国间的能源贸易。这些都是事实。

    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能源产品的出口也是美国在其国内创造就业机会，促进美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途径。近几年，美国的煤炭公司在推动向中国出口的过程遇到了一些环保组织的阻力。这个现象，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推进两国间能源产品贸易的美方力量也不可忽视。

    就目前的美国国内政治气氛而言，试图与美国就能源产品贸易达成协定，很可能适得其反。但是，如果通过改革外资能源供应商进入中国下游市场的途径，更大规模地消费美国产能源，不见得是天方夜谭。世界在变化，当前涉及美国的能源安全话题讨论，有必要从以往“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的所谓国际能源政治定律中自我松绑。

    总而言之，面对西亚中东地区动荡，思考应对我国获取境外能源供应的不稳定性挑战，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努力从结构性、趋势性的政策框架机制建设入手，加大我国能源市场的外资全面参与程度，避免面对危机出现措手不及式的恐慌。

    放眼世界，那么多的国家都将通过国际能源上下游一体化的途径纳入保障自身的能源供应安全的框架，我国没有独善其身的本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