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抵制了几年的铁矿石指数，近期终于还是要浮出水面了。近期国家发改委的内部会议上，中国钢铁工业协会被要求尽快拿出中国的铁矿石价格指数，以加强在铁矿石价格谈判中的话语权。中钢协准备在今年6月推出国内矿价格指数，而后还将推出进口矿价格指数。庞大的铁矿石市场一旦如其他大宗商品一样彻底金融化，影响将波及全球的钢铁产业链。
铁矿石日渐金融化
近年来，铁矿石问题日渐金融化，直接给中国的信息安全带来了巨大危害。
铁矿石最初只是生产者和使用者之间达成的一种贸易协定，没有大的资本参与，但在过去的十年，特别是中国进入WTO以后，则呈现出一种反向的趋势。中国的钢铁企业越来越分散，铁矿石的厂家却在走向垄断。
中国这种情况的形成与进入WTO过早有关，中国进入WTO时并未完全做好自身的内部整顿，这直接导致中国在消除关税壁垒、开放国内市场之后未能及时建立起新的非关税壁垒。
中国的铁矿石企业在和外商进行铁矿石价格的谈判时，时常处于劣势。一是因为国内的企业太过分散，没有形成整体，而铁矿石金融化的趋势就是形成一个整体。二是中国的这一弱点被资本方识破，他们瞅准了中国本土的铁矿石由于面临着品质较低、开采成本高、环境压力大等问题而无法采用，便趁机垄断海外矿产资源。
中国的大型钢铁生产企业对海外的高品类铁矿石是有着严重依赖的，虽然目前中国关闭了很多小企业，但仍旧有将近几百家企业在向外国资本询价。中国的铁矿石库存信息等情报因此泄漏，从而给外方资本提供了金融化的可乘之机。
所以外商们只要联合起来，便可随意抬高价格，而中国只能被动接受。这个形式一旦形成，大金融资本便有机会进入铁矿石市场对全球的矿产资源进行整合，这也是为什么力拓公司和必和必拓公司的背后有很多相同的股东。
日本在进入世贸总协定的时候就采取了一系列非关税贸易壁垒的措施，将所有企业进行连接，形成财团，使企业间形成一个内部相互持股的有机整体，这就加强了日本企业对外进行价格谈判的能力，因此关税的开关对日本来说也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比如说日本的三井、三菱等商社，基本上就是垄断了股权，垄断的结果是这些商社具有了一定的话语权，他们表面上看起来是相互独立的，但其实对外是一个声音。
所以，“铁矿石的金融化”就是指企业以资本为纽带，组建一些金融体系，这些金融工具表面上是用来避险的，或者说是定价机制，但实际上是用于获取情报，类似期货市场。在此前提下他们将大量的信息进行炒作，如散布某些信息，然后左右铁矿石价格的涨跌。当中国高价进入市场时，对方散布信息出来，中方就会陷入被动，导致中国即使没有发生实际的买卖，也会亏损。
中国企业形势严峻
铁矿石与黄金、石油之间本应有一个合理的比价，超过这个比值就属于不合理增长。但现在铁矿石价格的大幅度升高和海运价格的不断上涨，导致三者之间的比值倍数大大增加。而在这三者中，黄金和石油有一个很多人都在参与的期货市场，因此不容易被操控，市场相对公平。但铁矿石既非期货市场，又有些类似于金融，实际上就被完全当作了一个工具，极易被操控。
另一方面，钢铁的需求受房地产的拉动很大，但目前国内的房地产业开始压缩，导致钢铁吃紧。
铁矿石资源的价格很高，钢铁的价格却走低，生产钢铁的企业就会因此亏损，企业的资产从而变成不良资产。当企业濒临破产之时，外国资本就会过来反控中国企业资本。
最终当到达一定程度之后，中国的钢铁企业泡沫破灭，中国的这些金融资产、不良资产就会转包成另一种资产卖给外国资本，而转包者却只是从中赚取低廉的中介费。这个时候，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独立自主的产业就被渐渐吞噬了。
而事实上很多钢铁企业都处于膨胀期，因为中日的银行体制不同，中国的银行是企业效益好时给钱，企业出现危机就往外抽钱；而日本的企业是产商融结合的，危机出现时，资金不会被抽走，银行会想方设法进行扶持。
类似宝钢这样的大型钢铁因为有综合授信，所以它的贷款实际的结算利息大概只有6到7折的实际利率。这几乎相当于全国人民在给它进行利益输送，在这种低利息的前提下，其年平均收益是1%、2%。即如果按照正常的利息结算，宝钢实际上是亏损的。
事实上，这些钢铁企业如果倒闭反而会从某种意义上调节钢铁的价格，但是由于大量的钢铁金融资产进入了房地产和钢铁产业之后被牢牢捆绑住了，因此金融资产并不希望这些企业倒闭，这就导致外国资本变相地通过钢铁企业抽取中国的金融资本。
所以，中国的银行有必要介入到铁矿石的谈判中去，这也与银行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
资源就是金融
日本商社能够在海外铺点买矿，是因为商社的持股方表面是贸易公司但实际上是金融机构。
但是中国的企业从西方请来的所谓专家将中国的金融和产业进行了分离，五矿成为金融公司，却未将金融放入股权。这导致中国在过去十几年的大型贸易公司基本瘫痪，成为空壳。表面的壳为国有，而实际为个人承包，分产到户，然后各自为政，这就是中国的体制。企业用壳做担保，自担风险进行谈判，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是损害了国家的利益。但目前企业们只顾自身利益还不及，更无暇顾及国家利益了。
相反，日本商社在工作中往往都会考虑如何保护国家利益，如何获取海外资源，和如何保护国内市场，日本的商社是在承担国家利益的，因此日本商社实际承担了保护国家利益的职责，但中国没有商社这样的机构。
所谓资源就是金融，就好比美元的发行和石油挂钩，美国为什么一定要进入利比亚？因为美国的产业已经被掏空，进攻利比亚是为美元寻求新的资源性的支撑，也就是石油。
华尔街的资本家们，实际上和石油公司、媒体都是一体的。他们掌握了舆论，掌握了金融，掌握了资源这三样，其次，他还掌握了评级标准和会计审计。例如美国会计师协会在中国推广的风险控制，中国的风险控制由美国来设计，那么中国所有的情报他们都会知道得一清二楚，表面看是在帮中国做风险，实际上是在控制中国的风险。
而日本则将产业链、物流等中游占领了。铁矿石实际上渗透到了物流各个体系，因为日本不是欧美那样的控股型资本，而是属于参股型资本，因此日本建立了大规模的物流体系，将更多的投资放在了物流上。中国人总想着去拿铁矿石，但没有意识到如果物流被人掌控了，即使有了铁矿石也无法运出，中国实际上就像一个取款机。譬如宝钢，表面上看是中国最好的企业，但实际上只不过是日本财团的一个车间。
中国现在强调的是市场经济，越来越走向分散化。而西方国家的垄断资本实际上就是帝国主义，是一种“软垄断”，只是不像以前那样大张旗鼓了，而是躲在背后悄悄进行。
寻求最佳模式
今后钢铁行业的整合应该是金融、商业、产业的结合体的模式。
商业是指像商社这样的组织，它将企业的采购能力组合在一起，而不是一个企业自己去询价。金融躲在商社的背后起输血的作用，产业实际上是真正做生产的。
产业型国家在面对资本型国家时应采取的模式，按道理应该是商业和金融谈价格（最好是商社谈价格）的体系，但是由于目前还没有形成这样一个体制，因此中国的工厂天天还是在议价。但是日本和韩国在这方面都做得很成功。
中国在钢铁这个问题上最好的方式是重新回到计划经济体制，金融是外国资本制定的规划，是他们的长项，中国应该反其道而行之，回到计划生产，用社会主义来对抗金融上的帝国主义。
有人根据两拓的生产量提出，中国可以找一个借口，让十大工厂全部检修，然后半年以后全部破产。这种想法其实是对的，但前提是首先要做好足够的钢铁储备，其次在这段时间内对钢的利用要做好。
比如国家可以拿出一千亿，储备够半年的使用量，然后再将所有的大小企业全部停产，也就是先将贸易口堵死，再用这些储备往外放，同时将废钢也利用起来。
至于最终两拓和中国谁能胜利，这就要取决于情报了。如果两拓算不出中国能坚持的时间，就有可能会先发生改变。反之，如果对方能算出中国实际只能坚持半年，两拓就会也坚持半年，因为中国半年之后不得不再次从两拓购买铁矿石，这样中国就会失败。
其次是制造危机，由于钢铁和石油、粮食等存在捆绑关系，单线作战肯定是要输的，一定要从整体去比。
中国可以选择调整GDP，将媒体利用起来，发布大量的负面报道，让对方得出错误结论，然后中国再将之放到国际市场，让2009年的那次危机再次出现。这其实是一种壮士断腕的做法，虽然中国也会因此受到损失，但是该断的时候也得断。
采取这种做法之前一定要做好抗过危机的准备，危机过后，钢铁、房地产都会受到影响，这个时候应该引导好投资方向和就业方向，包括就业的体系、失业救助等都需要事先准备好，安定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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