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知名评级机构标准普尔最近又对中国经济评头论足，它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对各经济体可能因投资过度而导致经济崩溃的风险水平进行排名，赫然将中国列在榜首。标普认为，中国近年投资生产率较低，投资规模大，增加了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针对这一唱衰中国的老调新词，雷人雷语，有关专家们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标普这一论断无视中国与其他国家发展阶段的差异，缺乏事实依据。中国要坚持适合自己实际的发展道路，释放改革红利，加大创新与科教投入，与世界经济互利共赢。

　　以投资判定经济风险太武断

　　标普在题为《投资过剩：中国高风险;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和多数金砖国家中等风险》的报告中，对32个主要经济体的投资相对回报是否过剩进行了分析，将各国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与实际GDP增幅做比较，然后划分风险等级。中国是唯一一个属于高风险类别的国家。

　　投资占GDP比重常被作为衡量投资是否过度的一个标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徐洪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我国目前的投资占GDP比重确实比较高，但需要具体分析。中国仍处在发展的爬坡阶段，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很多领域资金投入不足。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我国有潜在的投资需要，资本积累必然要有相当高的比重，有积累的发展才有后劲。

　　专家指出，各经济体发展阶段不一样，不能单纯看投资占GDP比重。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军认为，不考虑发展阶段差异的比较没有意义。如果同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比较，在没有充分考虑到彼此经济发展阶段不一样、收入水平不一样等因素的情况下，这样的横向比较毫无意义。张军表示，不光要看中国投资支出达到了多少规模以及占了GDP多大比重，而且要看资金具体投向了何方，如果是用于改善企业设备和技术以及基础设施建设，那么就不会有大问题。而且，更要看投资以后产出增长的能力，只要在投资增加的同时，人均生产率和人均GDP增长率都在提高，投资的增长就是必要的增长。

　　标普论调缺乏科学依据

　　标普认为，一国的投资过剩程度可以作为预示经济风险的主要指标。如果一国的投资高于经济增长，且投资绝对值占GDP的比重居高不下，那么经济将受到严重的负面影响。

　　徐洪才指出，以投资占GDP比重大就判断中国经济有硬着陆的风险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从宏观经济态势上看，我国经济已进入企稳回升阶段，在温和审慎的政策引导下，各项宏观经济指标都呈平稳健康发展的态势，并不存在经济大波动的条件。从未来发展趋势上看，我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和动力十足，发展是现阶段的内在客观要求。一方面不应夸大转型时期要素条件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要看到新的比较优势正在形成，转方式调结构需要时间发酵。总体而言，我国经济仍处在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

　　世界评级机构不时会出台唱衰中国的论调，徐洪才认为，三大评级机构这种做法不是负责任的态度。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中国经济的衰退并不能为他国带来福祉。没有依据地夸大其词只会误导投资者，造成不必要的金融市场动荡。徐洪才提醒大家不要上当，不要被评级机构有悖常识言论的烟雾弹所迷惑。

　　改革国际评级体系很必要

　　针对标普提出的我国投资过剩的问题，徐洪才建议，应该在充分认识其客观性基础上，着力提高投资的效率和投资决策的科学性，适当提升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具体而言，一要防止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避免盲目投资带来的重复建设和低回报率等问题;二要加强问责制建设，落实责任到人;三要治理寻租和贪污腐败现象。通过改革的顶层设计，规避投资风险，注意尽可能地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完善的法律政策环境，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积极发挥市场自身的机制作用。

　　中国要坚持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徐洪才指出，当前最重要的是释放改革红利，加强技术制度创新，加大科教投入并提高劳动者素质。产业结构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机制体制的改革将会同步支撑我国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

　　标普唱衰中国也从另一角度再次提示改革国际信用评级体系的必要性。徐洪才呼吁建立让新兴经济体有发言权的国际评级体系，打破三大评级机构的垄断，通过G20等国际机制建立相应的标准与政策协调，还要加强对评级机构的国际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