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日，奥巴马总统在堪培拉表示，美国将开始转变石油战略，开始将战略重心转向潜力巨大的亚太地区。“对中国来说，这意味着石油战略环境的恶化。因其绝大部分石油进口要靠油轮从中东、非洲和拉美，经由美国海军维持治安的海路完成。

    资料显示，中东北非地区占全球石油储量的57%和全球石油出口量的70%，2009年我国从中东地区进口石油约为4676万吨。占我国石油进口的51.96%。2009年中国原油产量1.89亿吨，净进口原油1.99亿吨。原油对外依存度约为51.3%，2010年对外依存度更是超过了55%。而且作为一个经济规模还在增强的新兴大国，对石油的需求还将不断上升。根据《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08——2015）》做出的预测，至2020年，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将超过60%。从资源的稀缺性上讲，在可预见的十到二十年间还找不到石油的替代品，而人类的需求却在不断上升，这种矛盾将导致原油价格节节攀升，一个由人类高度依赖石油资源所带来的危机正在加速到来，中国的石油安全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

    未来石油的供应和价格波动的冲击，对中国这样一个高度依赖进口的国家而言，它不仅会导致严重的输入性通胀，更甚者还会威胁中国的经济安全。当务之急，中国应尽快制定保障石油安全的国家战略，把石油安全风险管理提上国家战略议程中。
 
    保障石油供给是当前首要任务
 
    建立和完善国家石油战略储备是应对国际石油市场突发事件/减少国家能源安全隐患的重要途径。欧美国家，包括韩国等新兴市场国家，一般都保持有3——4个月的战略石油储备。目前，我国虽然已经在浙江、山东、辽宁建立了4个石油储备基地，但即使这首批四大石油储备基地全部启用，再加上石油系统内部21天进口量的商用石油储备能力，也仅能形成30余天的战略石油储备。要想建立起3——4个月的缓冲能力，加快我国大型石油储备库建设已刻不容缓。
 
    积极开发可替代性能源
 
    石油危机最大的启示就是要改变对单一能源依赖的脆弱性。积极发展可替代能源，有序发展煤炭，稳步发展石油，加快发展天然气，积极有序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多渠道提高国内能源的供应能力，减少对碳基能源的过度依赖。
 
    加快海洋石油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我国海洋资源极为丰富，2005年第三次石油资源评价初步结果显示，目前我国石油资源量为1070多亿吨，其中海洋石油资源量为246亿吨，占总量的22.9%；天然气资源量为54.54万亿立方米，其中海洋为15.79万亿立方米，占29.0%。这两个数字分别是2008年我国原油和天然气产量的126倍和184倍。可探讨成立国家海洋石油勘探基金，从目前市场规模测算，国家海洋石油勘探基金大约需要1000亿人民币左右，来源可以是财政性拨款；或外汇储备的利息收益；或国家战略石油储备计划的部分资金；或国资委管辖的国有企业红利收入。国家基金应主要作为种子基金投入新建油气田的海洋油气开采。
 
    加快建立石油储备和石油投资银行
 
    尽快建立专门支持石油储备和石油投资的储备银行。根据测算，2010年中国的石油消费量约为2.9—3 亿吨；2020年估计为3.8—4亿吨。如今，石油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为22%左右。国际能源署（IEA）预测显示，2001——2030年中国石油领域的投资需要2.3万亿美元，因此，只依靠一般的政策性银行，如国家开发银行或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很难从根本上满足资金的需求，必须建立专门支持石油产业的投资和能源储备银行。政府可以协调外汇储备机构、石油企业、银行、投资基金等，设计一系列约束与激励制度，鼓励和支持石油企业或金融机构出资建立石油战略储备银行，并允许它们在石油战略储备的物质基础上发行证券，这些证券可以作为资本金；也可以作为抵押贷款的标的物，甚至可以在市场上交易。这一机制必须坚持一个原则，即不经国家批准不得动用石油战略储备的现货，政府有权在特定条件下回购或征用石油战略储备现货。
 
    最后，建立一个有别于布伦特原油和美国WTI原油定价体系的相对独立的石油定价体系成为当务之急。中国必须壮大在石油市场的定价能力，可以在借鉴国际石油贸易市场的多层次性、交易方式和交易主体多元化的基础上，逐步完善国内实货交易市场，有步骤地推进纸货市场的建设，形成现货、远期、期货为重点的多层次、开放性的市场体系和交易方式的多元化，未来可以将外汇储备与能源储备结合起来考虑，把单纯的货币储备与更灵活的石油金融产品结合起来，即把石油金融合约如石油期货合约、石油债券合约等也视作一种新型的储备货币，既能使过多的外储向实物资源转化，更重要的是在金融市场上拥有更多的话语权，积极参与全球原油的定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