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国家发改委年内第三次上调电价。所有发电企业平均提价2.5分钱。
时值冬季电荒，预计今冬明春电力缺口将达到3000万～4000万千瓦，此时上调电价，电企被斥为“携电自重”。
电企的日子其实也不好过。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下称“中电投”) 副总经理李小琳表示，五大电力企业，大部分亏损面已经达到65%～75%，负债率均接近85%，集体逾越国资委关于负债率80%的红线。
长期以来不断上演的“煤电之争”，也在近期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
10月28日，中电投旗下漳泽电力)易主，山西大同煤业成为漳泽电力新的控股股东。这是央企首次退出地方火电企业。背景是，漳泽电力连续两年巨亏，今年上半年亏损3.14亿元，位列A股十大亏损股之列。
今年，在五大电力企业集体谏言之下，国家重启停滞多年的“煤电联动”，也直接促成了发改委年内三调电价。
12月6日，《中国经济周刊》在2011CCTV经济年度人物候选人特别论坛间隙，专访了中电投副总经理李小琳。
煤企暴利、电企亏损，不合适
《中国经济周刊》：面对五大电企集体巨亏的现状，上调电价是唯一路径吗？
李小琳：我作为电力企业的人，但我也是普通市民，我也不希望电力涨价。但是，你看，今年五大发电集团，预计亏损平均是75亿元，这是由于一些政策性因素导致的亏损。
我们国家电力供应是以五大发电集团的主干电厂为主的，如果都亏损的话，这些企业就没有办法经营。一方面，作为电力央企，我们有责任；另一方面，就算我们再有责任，煤炭企业都是高利，他们拿着百亿利润，我们电企都亏损，也不对的。这种政策性的问题，国家应该及时纠正和调整。
《中国经济周刊》：您提到，五大发电集团今年预计平均亏损75亿元，是由于一些政策性因素，具体指什么？
李小琳：2002年，我们进行了企业改革，政企分开。但是电力供应是一个系统，有输发电配合，我们整个电力系统的改革还不到位。另外，我们国家自然资源主要以煤炭为主，电力企业的上游是煤炭企业，而我们的煤炭已经市场化了，煤炭价格的飙升和我们电力系统的体制改革没有到位，引起了这么多年火电企业的亏损，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今年其实也有一个好的消息，国家发改委已经出台“煤电联动”，电力价格有所调整，同时今年还控制了一下煤价，所以我想，在国家的统一规划下，在“十二五”当中，希望这个(电力企业亏损)能够有所改进。
《中国经济周刊》：煤价多年上涨，电价未能跟上，眼下是不是面临一种积重难返的局面？
李小琳：应该是。这当中有地方与中央的博弈。在这次“煤电联动”中，除了调电价，也提出限制煤炭涨幅，比如秦皇岛港发热量5500大卡的电煤平仓价最高不得超过每吨800元，2012年度合同电煤价格涨幅不得超过上年合同价格5%(详见11月30日下发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强发电用煤价格调控的通知》)。我觉得这个限定非常的好。但是，这个限定有时候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中国经济周刊》：比如说，煤炭企业会限产？
李小琳：对。还有质量问题，有时候，我们到手的煤炭，发热大卡数不够。他们(指煤炭企业)也会提出新的要求。现在，很多矛盾都没有解决，它是一个结构性的矛盾，突出的矛盾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才能够解决。如何提高生产的效能，需要市场的手来调节，但是，不深化改革，不通过政府有形的手来出台能源法、提出电力规划等的话，效能是不能释放的。
煤炭成寡头，于电力安全不利
《中国经济周刊》：您提到电力系统需要深化改革，化解矛盾，那么，您认为当下最需要解决的矛盾是什么？
李小琳：首先就是煤电之争。其次就是深化价格体制改革。还有，改革电力厂网，电力系统分为发输配，我们在发电端已经改革了，但输配端(指电网企业)还没有深化改革。温总理在前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了“发输配的深入改革”，这句话要是进行下去，将能释放企业改革的一些成绩。
《中国经济周刊》：煤电联动，谈了很多年，其中的难点在哪儿？
李小琳：首先是价格。其次，煤电的矛盾引发点，还有一个结构的问题。我们国家主要是火电，大部分电力企业的上游是在煤炭系统。煤炭系统都是地方企业，地方企业有地方企业的想法。
《中国经济周刊》：中电投旗下漳泽电力转投山西省属企业同煤集团，您公开表示，对此感到很痛心，是因为什么？
李小琳：漳泽电力是电力企业，怎么能够一下就给了煤炭企业。漳泽电力经营困难，假如我们手上能够有一些煤炭企业，拥有煤炭资源，能够形成产业链的话，那它(漳泽电力)就不会有这么大的亏损了。我认为这种现象特别值得关注，值得相关部门和领导好好研究一下。
我们在安徽的各大电力企业，也都接到了一些煤矿的要求，希望能收购电厂股份。煤炭公司很强势，如果他们真正形成了产业的寡头，对整个市场是不利的，涉及到整个电力生产的安全，这对千家万户都有影响。
发展新能源，融资平台很重要
《中国经济周刊》：作为五大发电集团中最早涉足新能源的企业，中电投的新能源发展现状如何？如何改变新能源叫好不叫座的现状？
李小琳：有的电力企业新能源结构比较单一，投资、支出比较大，主要靠国家政策性的支持。我们的新能源发展，我把它叫做“风生水起”，现在是“风”(风能发电)、“生”(生物质能发电)、“水”(小水电)、“光”(光伏发电)，都有新能源。而且我们在新能源发展中，第一个在资本市场开拓。2008年，我的第一份政协提案就提到，要建立新能源发展机制，首要就是平台，融资平台。到目前为止，我们新能源没有伸手向国家要过钱，成功地运用了香港的资本平台。我们新能源的债务很低，从第一年就有2000万元的盈利，到现在5年，有8亿元盈利，总资产达到910亿元。无论从经营管理上，还是产融结合上，都做了比较好的尝试。
12月8日，我将去海南，启动新能源产业总部基地，用我们资本市场广泛的拥护者的资金，去建立一个产学研的基地。
《中国经济周刊》：央企在新能源发展中，会获得更多的补贴吗？
李小琳：大家的标准都是一样的。主要还是看这个企业是不是在战略布局上、在规划上比较合理。
《中国经济周刊》：未来新能源的发展，还面临哪些压力？
李小琳：我们现在生产的效率还是很低，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够强。风能的整机效率只有30%～40%。一些关键的零部件、材料仍然需要进口，核心的关键技术仍处在消化、引进、联合设计阶段，缺少自主知识产权。我12月8日到海口启动的新项目，就是新能源与智能电网，把产学研相互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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